我建议李登辉公开“二二八”资料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前主委陈鹏仁称，要走向民主，就要对这一历史悲剧有所反省，有所道歉
对话动机
昨天是“二二八”60周年纪念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二二八”是台湾一道绕不过去的伤口，如今曾经备受指责的国民党，抢先一步，率先举办了相关的纪念活动。据报道，早在半年前，前陆委会副主委郑安国就提到，“二二八”这一天，民进党一定会大做文章，建议国民党有所因应。在2007年底“立委”改选和2008年“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围绕“二二八”议题打选票战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在国民党与民进党的频繁过招中，亦可窥见这段伤痛记忆在民间已渐有淡化趋势。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眼中，有不同的“二二八”。民进党刻意制造悲情，以“二二八”为口实攻击国民党，意在固化本土选票；而国民党则见招拆招，低姿态道歉同时营造和解氛围。
学界的一些新发现似乎有助于国民党。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朱宏源，以及民间史学学者武之璋、戚嘉林前日上午联合发表研究新发现。他们认为，日本人蓄意放弃对粮食配给管制，造成光复后台湾粮食大灾难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美国人则为自身利益，企图掌控、占据台湾，属于帮凶。“二二八”，其实是“民逼官反”。但这种说法，甚至连曾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委的陈鹏仁，亦觉有偏颇。昨日，本报刊发了对台湾无党籍“立委”李敖的专访，今天再次连线陈鹏仁，意在从不同的视角谈论“二二八事件”。
既不单纯是官逼民，也不单纯是民逼官
记者:“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动因是国民党在取缔私烟的过程中，与私烟摊贩发生争执。一个偶然事件，为什么会演变成那么大的冲突？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陈鹏仁: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价值观念的不同。因为台湾人已被日本统治50年，而从大陆逃到台湾来的这些人，不管是军人、公务员，还是一般老百姓，都有一种逃难的心理。他们的一些作为，让台湾同胞很失望。
这和国民党应该没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很乱，根本没有什么正规的工作安排。逃难过来的很多普通百姓就通过亲戚、同学、同乡找工作，占了好多位置。那个时候日本战败，台湾经济并不发达，政府机关、教员各方面的职位都很有限。台湾本地人没有个人的关系，也不会讲“国语”，找工作好难，所以他们不满。
记者:“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去年发表《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明确说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二二八事件”的元凶。2月26日上午，陈水扁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这一点。你怎么看？
陈鹏仁: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可以说他在政治上有责任，但是不能说他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绝对不可以的。你要去筹划、要去策动、要去指挥，才是所谓的“元凶”。而当时台湾的行政长官是陈仪，发生这个事，怎么能够说蒋介石是元凶呢？这样的话就无限制地扩大责任了。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记者:陈仪在此事件中应负何责任？一般认为他应负主要责任。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好官，成了替死鬼，比较冤屈。
陈鹏仁:是有人这样讲。我刚才讲过，当时是很乱的时候，陈仪是一个很清廉的官，这个人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他不贪污，不会为了贪污来压迫百姓。但是底下很多小的官员发生这种状况。我一直认为，这个事件的扩大是因为价值观念的不同、语言沟通不够、还有政府误解人民要叛乱。有的人反抗这个事是有的，但说叛乱就太过分了。
记者:当时算不上叛乱么？很多人参与暴力行动，火烧专卖局、占领县市政府办公场所，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砍杀外省人。
陈鹏仁:杀外省人是有的。外省人被打的也很多。我听见几个台湾本省人在那很可恶地吹牛，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外省人，就让他们唱日本国歌，台湾人起码会唱一两句，不会唱的就是外省人，就打。他们用这个方法来欺负外省人。
这种暴力一定会有的，因为有一些人对当时的社会不满，他会趁这个机会制造种种动乱。就是现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有些人还是不满，会趁着这个机会去搞不好的事情。但你说民众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去搞这些事情，我是不相信的。有政府官员甚至乱讲，“二二八”可以组合成一个“共”字，这个事件是共产党策动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记者:从相关的史料来看，“二二八事件”中，似乎确实存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马英九说，“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不是族群冲突。你觉得，不是族群冲突么？
陈鹏仁:“二二八”时，国民党是执政党。马英九现在刚刚从国民党主席位上下来，他还是要走(参政)这条路的，当然要承认国民党当时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了，这样才能缓和一部分台湾人的心情。但是这对缓和那部分人的心情应该没有太大的帮助。
记者:你如何评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等人的新观点:日本人是“二二八”的元凶，美国人是帮凶，“二二八事件”其实是“民逼官反”。
陈鹏仁:这个结论有点勉强。说美国“帮凶”当然也可以，但和“二二八事件”不是很直接的，可以说是远因，太远了。也不能说是“民逼官反”，官和民是互为因果的。政府对老百姓的很多想法不了解，怕这些人起来叛乱造反；老百姓又觉得政府不够民主，过于高压，不顾人们的要求。既不单纯是官逼民，也不单纯是民逼官，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互相激化起来的。
当时政府做法跟一般民主国家还是不一样
记者: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开始的禁忌到最后公开道歉。
陈鹏仁: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就有正式公开的道歉。我当时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委，是最早跟他建议把“二二八事件”的资料统统公开的。
记者:你当时为什么提这个建议，出于何种考虑？李登辉当时怎么表态？
陈鹏仁:那个时候“台独分子”一天到晚乱写一场。不公开档案他们可以随便乱写。所以那个时候我建议李登辉还是要公开，有这些事实性的资料，他们就不会乱写。另外，把档案公开，是把“二二八事件”当作一个很不幸的悲剧，让大家领取这个教训，不要再发生这样的状况。当然李登辉是赞成的，后来就公开了，还让“行政院”起草了相关的种种文件。
记者:促成国民党态度转变的原因你觉得主要是什么？
陈鹏仁: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最好不要碰，这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好像越碰伤痛越大。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改善老百姓对政府的观感，不一定谈“二二八”。但是谈“二二八”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台独分子”也用这个议题来进行炒作。李登辉也是台湾本省人，他认为有必要这样去做。
记者:为“二二八”道歉，国民党内部当时有没有争议？大家有共识么？
陈鹏仁:为“二二八”道歉本来就是应该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有很多过失，有很多做得太过分的地方。虽然有认识不足，情报不够等原因，但政府的做法恐怕跟一般的民主国家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走向民主，当然要有所反省，有所道歉。
记者:除了道歉之外，国民党政府还做了些什么？给受害者的家属一些经济上的补偿？
陈鹏仁:有补偿。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国民党就不回避谈“二二八”了。道歉、让受害者家属登记、给予补偿，这是负责任的一个表现。但是来登记的并不是很多，就只几百人。所以(到底死了多少人)还是一个未解的悬案。
记者:死了多少人，有好多种说法，不同的说法悬殊，少的说只有千多人，多得说十几万人。
陈鹏仁:说死了那么多人，不可靠，都是靠猜的，没有提出什么证据。
已经讲得很多了，大家已经听腻了
记者:是不是说，现在“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已是过于政治化的一个话题了？
陈鹏仁:现在不同以前了。已经讲得很多了，大家对这些已经听腻了。
记者:如果国民党现在批评当时台湾部分本省人参与砍杀无辜外省人的事，算不算违背政治正确？可以不可以提，一些被官方杀害的人，实际确实是暴徒？
陈鹏仁:不会有人提这个吧？提这个的话，会造成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产生种种的问题。除非你有特别的证据，否则提这个毫无意义。
记者:“二二八事件”对国民党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陈鹏仁:当然有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对事情认识得不是很清楚，听受害者或是道听途说的人，说台湾本省有多少人被杀。很多人被激起这种愤慨，就会说国民政府怎么怎么坏。但这和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应该没有太大关系。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事情是相对的。军队有杀台湾人，但是也有台湾本省人杀外省人。
过去受伤害很大，但慢慢就会淡化很多，到现在应该说好多了。马英九跟王金平竞选国民党主席，南部很多很多国民党员(台湾南部以本省人居多)都投马英九，并没有说马英九是外省人。这个时代也在变，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对立应该说是淡化了。
记者:为“二二八”事件道歉，实际上会提高国民党的合法性？
陈鹏仁:很多人在“二二八事件”上对国民党还不是很谅解。道歉，可以尽量缓和这种情绪，让他们觉得，起码国民党也在反省。不能百分之百骂它，也要让它有反省的机会啊。
这样有一些人的心里就会好受一些。如果说完全不改过、不反省，他们会说你太顽固了。那样更坏了。马英九这样来表态，多少能够缓和他们的反弹。
记者:你觉得“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当下政治，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吗？民进党操作这个议题，会有哪些收益？
陈鹏仁:应该不会很大。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而且受害的人还是有限的。现在还有人在那操纵“二二八事件”的议题，但很多人对此都很冷淡，因为跟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然这样的煽动还是有些作用的，虽然影响不是太大。民进党在“二二八事件”上的收益我看差不多固定了。再操作也就这样了，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该讲的都讲了。以前会有影响，会获得很多政治利益。
当然，外省人和本省人还是有心结。南部有这个倾向，因为陈水扁的党籍就支持他，不管他贪污也好，怎么也好，他们都支持他。所以这个会影响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陈鹏仁
台湾知名学者，1930年生，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1985－1995年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副主委、1995－2000年任党史委员会主委，现为“中国文化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
(该图片由本人提供)
采写:本报记者 韩福东
深度邮箱:shenduduzhe@126.com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