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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章含之：亲历中美“破冰之旅”（附图）
上期《国际先驱导报》全面梳理了35年前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见证人之一，已年近七旬的章含之女士日前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独家专访，细说当年她身为翻译全程陪同到访的尼克松夫妇时的精彩往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刘俊发自北京 章含之女士看上去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虽已是满头银发，但高挑的身材和俊逸的身影，仍处处体现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2月25日下午3时，《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如约来到北京城内那座典雅的四合院，人还未见，清脆的欢迎声已从房间内传来，随后是主人章含之女士亲自端上来的两杯滚烫的热茶。宽敞的客厅里，刚刚一岁半的外孙女正安静地在旁边玩耍。
一切都显得淡定而从容。这座周恩来总理当年亲自分配下来的四合院，与它的主人一样，在历经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风云变迁之后，愈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作为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和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的多重身份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而当年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身为翻译的她更是展现了非凡的才华。
“虽然已经是35年过去了，但在一生当中能够有机会目睹并亲自经历中国外交这么大的转折，我感到非常幸运。”坐在沙发上的章含之女士谈起当年的那段历史，别有一番感慨。
带着尼克松夫人到处“作秀”
《国际先驱导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要参加全程翻译工作的？
章含之：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我参与了接待工作，当时就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事。虽然没讨论谁做翻译，但是班子都在这儿了。
《国际先驱导报》：做翻译前，您做了哪些相关准备？
章含之：必须把所有参观点都先了解一下。我们几个主要翻译有分工，我主要是陪尼克松夫人。后来的纪录片中到处都有我的镜头，什么故宫啊、养猪场啊、小学啊、北京饭店厨房等等，都是我的活儿。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要去北京饭店厨房？
章含之：（笑）用现在话说就是“作秀”。因为要给他夫人安排一些活动，而活动上要有点新闻“噱头”。中国菜是一个特色，所以就要去北京饭店看怎么做菜，这也是根据新闻报道的需要。
《国际先驱导报》：尼克松夫人学中国菜？
章含之：尼克松的夫人也蛮会表演的，中国菜里的“颠锅”啊、“蒸小笼”啊什么的，她看了后就表示“太精彩了”。
美国总统专车里坐上了中国军人
《国际先驱导报》：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的专机从关岛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当时为什么没有直飞北京？
章含之：那时候规定外国飞机除了落地空港外，不允许在中国领空飞行。但美国总统又不能坐别人的飞机，所以最后谈判的结果是，“空军一号”必须上我们的领航员，而且不能直飞北京。也就是说，入境港口在上海，然后上中国领航员，以保证我们的领空主权。
《国际先驱导报》：这次访问美国人作了一些让步？
章含之：是的。当时尼克松确实很想打开中美关系，所以，很多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次美国人都做了让步。比如美国总统出访都自己带汽车，这一点我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让步后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他们要求总统车上必须配备美国的安保人员，我们又说不行，这是我们的主权，最后他们也让步了。这样，美国总统的专车里坐上了中国部队的安保人员。
换翻译：一见闪光灯我就犯晕
《国际先驱导报》：你后来成了尼克松的翻译，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章含之：（笑）这个地方就看出美国总统的风格，美国人要表现出轻松、随和、亲和力很强的特点，在这么大的政治关系里带点人情味。所以在第一次宴会以后，尼克松就跟周总理说要跟他夫人交换翻译。后来周总理说为什么，因为当时给尼克松派的翻译冀朝铸英文非常好，哈佛大学毕业的。他说，“你的翻译是一位女士，形象非常好，你给我派的是一个男的，个子非常高，我们俩站一块儿形象非常不一样。”这显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真的在乎自己形象也不见得，他就是要把气氛弄得非常活泼。总理就笑，让小冀（冀朝铸）跟我商量。
《国际先驱导报》：你们商量的结果是你妥协了？
章含之：后来小冀就找我了，跟我说了半天，最后我们妥协了一下：人民大会堂的活动我坚决不上，说老实话，一看到那么多闪光灯我就犯晕，太紧张，杭州和上海我可以接。没想到，后来在上海就出了个特搞笑的错。
总理让我们查词典
《国际先驱导报》：“特搞笑的错”是在哪天发生的？
章含之：2月27号的答谢晚宴上，当时中美公报发布了，我上去给尼克松翻译也不紧张了，结果一放松就出了洋相。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我就糊涂了，结果翻译成1700英里。
唯一听出来的是总理，总理就在那笑，他抬着头跟我说，没这么近吧，才1700呀。我说“啊？”脸一下子就红了。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经常会对翻译的细节问题做指示吗？
章含之：总理一般不会在意语言的细节，主要在原则上做一些指示，会谈方案他要批示和把关。但有些地方总理也会注意。
比如基辛格的副手黑格来打前站的时候，总理就注意到viability这个词，我当时翻译成“生存能力”，说“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翻过去后，总理当时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总理要求我们找来英英字典，说“查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我也很紧张，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后来1月6日会见黑格时，总理就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顿，说你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我们的生存能力。
十几万群众扫雪感动尼克松
《国际先驱导报》：据说2月24日去长城时北京下大雪，北京市当时组织数十万群众连夜扫雪？
章含之：当时去长城没有高速公路，都得从下面走小路，尽管可以交通管制，但还是很危险。当天雪下得很大，天气预报说第二天还有大雪，就考虑是不是不去了。但是去长城有政治意义，因为长城是中国的象征，美方也表示不能取消。这样为确保路上的安全，北京市动员了十几万人扫雪，把到八达岭路上的雪都扫了，甚至长城上的雪都扫了。
《国际先驱导报》：尼克松知道这个情况吗，他是什么反应？
章含之：知道，当时美国媒体拍了很多照片。我记得尼克松当时挺感动的。那时中国的媒体并没拍扫雪的照片，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才是最生动的东西。
毛主席说打开中美关系必须和“极右”谈
《国际先驱导报》：尼克松到北京当天下午，毛主席就会见了他。
章含之：这个谁都没想到。2月21日那天刚刚在钓鱼台吃完中饭，尼克松正准备下午跟总理谈，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要会见他，这是主席突然做出的决定。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临时决定？
章含之：主席当时病得很厉害。实际上从1971年9月“林彪事件”以后，主席的身体就不好，“林彪事件”对他打击比较大。当时能不能会见都不知道，但尼克松一到北京突然就提前见了。
《国际先驱导报》：尼克松是美国有名的“右派”，为什么会在他任期内中美实现“破冰”？
章含之：尼克松是“右派”里的“右派”，咱们叫他“极右派”。不过就职总统后他就急转态度，几次流露出想打开对华关系的意思。毛主席说，只有和“极右派”才能搞好关系，因为由“反共分子”来打开中美关系，美国人不会有顾虑。这一点主席非常高明。
基辛格“害怕”乔老爷
《国际先驱导报》：《中美联合公报》谈判进行得比较艰苦，乔冠华部长跟你提过与基辛格“过招”的经历么？
章含之：他们是老对手。当然对付基辛格比对付其他人要难些，倒不是因为基辛格本人，而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谈判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吗？
章含之：有的。“乔老爷”为谈判费了很多脑筋，惹急了他要发火的。我记得基辛格第一次公开来访，他们两个人谈草稿时就谈崩了，谈不下去了，老乔就说不跟你谈了，散会。
基辛格很着急，后来老乔就说，散会后我带你到天坛玩去，两个人在天坛里散步，转来转去，出来后就一致了。后来老乔得意地跟我说，“基辛格其实很‘怕’我，在他的文章里面都不敢写我名字，就叫我Mr.X。”
《国际先驱导报》：《中美联合公报》在2月26日去杭州之前就已经敲定了，但后来因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不满又在杭州作了一次修改？
章含之：其实罗杰斯在北京就表示不满意了，但我们不知道。26号离开北京时，我们以为一切都解决了，乔冠华当时兴致勃勃的，以为到杭州就轻松了。
没想到基辛格突然找来，说由于他们内部出现矛盾，这个公报还要改。这下子乔老爷就急了，因为当时已经离开北京了，公报内容是经毛主席批准的，我们不敢把主席批准过的东西随便再改动。我们不要公报了，发个声明就行了。基辛格特别紧张，后来晚上又重新谈判，直到2月27日凌晨4点才达成一致。
周总理巧妙安抚美国国务卿
《国际先驱导报》：但28日下午4点公报正式公布之前，据说又险些再次修改？
章含之：2月27日早上就要到上海去，我到杭州柳庄接罗杰斯时，一进客厅，就见美国国务院那帮人手里拿着文件上下甩，挥着胳膊特别激动的样子。在杭州去上海的飞机上，我就抽空跟周总理汇报说，罗杰斯他们可能还要发难。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当时说了什么？
章含之：总理当时就说，“到了上海后我去拜访罗杰斯，你陪我去。”
罗杰斯做梦也没想到周总理会来。当时锦江饭店特别热，美国国务院的人都穿着衬衫，有人还把袖子撸起来了，像要打架一样。结果一看到总理就傻了，每个人都拼命地四处找西装。而总理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外交家，根本没提公报的事，只是平和地说：“罗杰斯先生，我早就应该来看你，但是这几天时间特别紧张，没抽出时间单独来看你。”然后就夸他为中美关系出了很大力气等等，给足了罗杰斯面子，在场的人听了也一个劲儿地点头。
最后总理很有技巧地说，“呆会儿我们四点钟见。”那意思是你得出席公报发布仪式，罗杰斯就没脾气了。
尼克松成心“表扬”我
《国际先驱导报》：7天行程下来，尼克松对您的工作满意吗？
章含之：在杭州宴会的时候，他表扬了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翻译，翻得非常精确啊等等。后来我就笑，我讲中文，他怎么知道我翻译得准确，我说这不是成心想夸人吗？
不过他的“假话”影响很大。半年后的1972年9月，我去出席联合国大会，有一天到联合国总部地下室小卖部买东西，服务员是一些老太太，一看到我就说，“哎呀，我们知道你，你做我们总统翻译，我们总统说你翻译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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