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署长表示中国贸易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

　　本报专访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

　　引进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产生的结果

　　可通过扩大内需调整外资政策等方式解决

　　我国贸易顺差近年来增长较快，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06年顺差总额达到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增长74％。

　　外贸增长对世界有贡献

　　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我国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有何影响？

　　答：我国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乃至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一直是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的重要来源。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1万亿美元，2001年至2006年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到367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43％。贸易顺差为企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提高了生产厂商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刺激了投资需求，提升了企业的规模效益。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更具开放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更大，因此多年来进出口都能保持高速增长。据有关专家分析，2003年—200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加工贸易是顺差主要因素

　　问：我国产生大量贸易顺差的原因是什么？

　　答：贸易顺差是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经济长期健康快速发展的正常表现。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我国特有的贸易结构，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

　　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是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产生贸易顺差。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775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顺差831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则高达1889亿美元，超过了贸易顺差总额。由此可见，当前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长。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其中近七成投入到了制造业，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钢材、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尿素等产品进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我国贸易顺差问题也与下面3个短期因素有较大关系：一是部分企业在出口退税率调整前突击出口。二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促使企业加快出口步伐。三是出口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除此以外，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实行高精技术及其产品出口封锁，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及设备进口不足，这也是造成大额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

　　问：许多人对我国当前的大额贸易顺差充满担忧，您对此怎么看？

　　答：由于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为基本正常，这个“10％”被称为“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从当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德国的情况来看，从1952年到2005年的54年间，对外贸易均为顺差，2002年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均超过1900亿美元。其中贸易不平衡度超过10％的年份就有12年，最高达12．7％，顺差程度超过我国。因此，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额贸易顺差基本是正常的。

　　总之，面对大量贸易顺差产生的新形势，我们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既要高度重视贸易顺差问题带来的外部失衡和内部影响，也要正确认识到贸易顺差的客观必然性。

　　扩大进口增加内需

　　问：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会带来什么问题，应如何解决？

　　答：大额贸易顺差也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如：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大，出口企业遭遇国际贸易壁垒的风险增大；我国外汇管理面临更加放开的国际压力；国内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等。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在外贸领域做工作，也要在其他领域动脑筋；不但要在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上下功夫，也要在扩大进口、增加内需上做文章。首先，要大力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刺激内需，改善国内消费不振的局面。其次，要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通过扩大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的产品目录，对“两高一资”等产品的加工贸易进行政策调整。再次，对利用外资政策进行必要调整，由“招商引资”转为“选商择资”、“养商育资”等。第四，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合理引导升值预期。第五，在调整出口结构和扩大进口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要促使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放松高精技术及其产品对我国的出口限制，使进出口结构更趋优化，缓解顺差上升过快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