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坐诊收入不如算命 医患间信任渐变成奢侈品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日渐变成奢侈品

　　医德：谁在强求 谁在坚持

　　本报记者 董伟

　　26岁的陆嘉学医完全是个意外，是母命难违他才穿起了白大褂。不过，当慢慢接近这个行业后，他开始乐观而执著地将自己的职业上升为信仰。

　　可是，在商业时代，在科技时代，一个好医生该是什么样子？已经成为住院医的陆嘉至今仍然不能回答。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面对患者神性的呼唤，面对生活现实的重压，医生的整个群体都产生了困惑、发生了分裂。

　　“医”，到底是什么？

　　人道才是医道核心

　　同济医学院院长胡大一行医快40年了。他下过乡，进过厂，去过河西走廊，也上过世界屋脊。其中的许多辛苦为后辈医者所不能想象。

　　“最初我对医学的理解也非常简单：外科医生用刀片、内科医生用药片去医治患者。”世家出身、著名心内科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胡大一说，真正从医以后，才认识到事情远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他认为，医生是一种职业，但是核心却在“人道”。

　　一名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患者的信任，这个信任既包括对技术和判断力的信任，也包括对人的信任。“我想，所有的医者先贤，包括未来的名医大师，在这条道路上谁也无法越界偷懒。”胡大一说。

　　只是他痛切地发现，当今的时代让这条道路更加荆棘丛生。医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新技术的同时，和患者沟通的却越来越少。现代医疗诊疗器械日新月异，药物种类越来越多，但医学却离人文关怀渐远。本科—硕士—博士连读，一气呵成，把一个年轻人一下子掷进针对一种具体病变的某种技术（腹腔镜、导管术）中，见病变不理解疾病整体，更不理解患者，只能坐井观天。不重视问诊，不重视望触叩听的基本功，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越发变成奢侈品。

　　“如果医生更尽心一些，综合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多花一些时间给患者解释病情，解除患者的精神负担，就可能花费更低的成本获得更满意的治疗效果，也使医患关系更为和谐。”胡大一说。

　　医生既要看病又要看人

　　北京医院主任医师李明洲的病人有很多，但他却很少遇到哪怕很小的麻烦。问他有什么法宝，他笑着回答：“尊重和沟通。”

　　对每一名进来的病人，他都会看着对方说“请坐”，然后再问对方那儿不舒服。热情、耐心，这是不少患者对李明洲的评价。

　　他告诉记者，绝大多数患者都是讲道理的，如果医生能够和他们推心置腹，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他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但是候诊的病人仍然很多。这时医生要是一声不吭地走了，那些等了很久的患者肯定有意见。“我会跟他们说清楚，饭我可以等等再吃，但是不能够拖过下午上班时间，因为我不能耽误其他医生坐诊。”至今，没有一个患者不理解他这句话。

　　有时候，一些病人还会以各种理由要求插队提前看，李明洲也不会断然拒绝。他请这些病人和前面的病人商量，如果前面的病人没意见，他很乐意认可。

　　在李明洲眼里，医生只要能够尊重病人，礼貌地对待病人，病人难为医生的事情就会少之又少。可是，长久以来，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实践都是技术至上，并不是每一名医生都能意识到人文关怀在医疗活动中的重要位置，对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也了解不多。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眼睛更多的是看到病，而不是人。

　　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袁钟也注意到了这种倾向，“很多人把医学视为单纯的自然科学，医生也单纯地把诊疗视为技术活儿。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

　　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位老太太到某个医生处看妇科病。医生看都没有看一眼就说“把裤子脱了。”老太太有些尴尬，那名医生马上补了一句：“你又不是18岁，还怕人看？”

　　“可以想象，这样的看病经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袁钟说，“白大褂”应该是具有人情味的标志，医生不但要有科学家的头脑，还得有传教士的心灵，不能只拿技术来衡量一个医生的好坏——尽管技术很重要。

　　协和医大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为了赋予“白大褂”以温情，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关系。“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白大褂换灰长衫，博士下乡，和妻子一道面对一片广阔的农村，也是志在缩短医患之间的距离。

　　当医生变成病人

　　尽管许多事情都不是医生的错，医生也无能为力，但是医生确实需要在自己面临的困难和患者的感受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1月26日，中国最大的专业医生网站丁香园在论坛上给出了一个新主题：当医生变成患者。“园主”李天天告诉记者，“我们的目的是请医生们能够换位思考，站在患者的角度去看待医患之间的矛盾。”

　　这一主题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跟帖的火爆超出了李天天的预料。在不到两周时间内，300多名医生参与了讨论，发了1000多个帖子，远远超出之前任何一个主题。“足见医患之间其实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李天天说，跟帖中，很多医生讲了自己的就医经历，这些经历反过来促使他们做一名更能体会患者感受的医生。

　　在众多的帖子中，有一篇是讲作者自己怀孕生子经历的：在离预产期还有12天的时候，她突然发生破水，于是赶快打车去医院。可能是半夜的缘故，尽管其父使劲拍医院的大门，仍然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来。来人没有什么好声气，“嚷什么嚷！”其父说，“快生了。”来人无动于衷，“快生了就生呗，有什么好嚷的？”

　　然后，她就被扶进去监测胎心。这时她听到值班医生一直在催其父去交钱——却没有解释孩子和她的情况。因为来得仓促，其父手头只有2000多元现金，可是医院非要8000元不可。其父不会用银行自动取款机，就把存折押那儿，请医生赶快处理，可是那个医生还是不停地让交钱。同时，另外一个医生还忙着卖给她一包住院用的东西：卫生巾、一个很粗劣的牛奶杯、毛巾，共35元，后来都没用上，但当时不买还不行。

　　那名发帖的女医生希望同行能够更好地更平和地对待病人，这样，当同行们或是他们的家人作为患者的时候，才能得到更人性化的对待。

　　医德：谁在强求，谁在坚持

　　2005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议上，90岁高龄的中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裘氏刀法入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尽管如此，这位巨匠仍然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要开刀”。

　　可是，对于众多的普通医生而言，不管是“立德”，还是“立功”，即便是“立言”都跟他们离得太远了。正像袁钟向记者分析的那样，医生也是凡人，也需要生存。当儿子的奶粉、老婆的化妆品和自己汽车的油钱都需要他来挣的时候，我们能够要求他们完全忘我、无我的工作吗？更何况，他们的生活经常充斥着超负荷的工作，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时间压力，还经常遇上难以沟通的病人。

　　世界知名眼科学教授胡天升也不认为，当前的局面仅仅是医生的道德出现了问题。他说，“医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会受社会的影响。和上个世纪50年代相比，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整个社会的影响，不能只讨论医生的道德水平。”

　　一名在美国行医的中国医生的说法颇和“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古语。“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放大了我们人性中的劣根性。美国的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

　　他认为，要是每个医生一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10来个病人，那么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可以因为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而变得可亲和神圣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完善、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有人常常问医学博士、《医事》的作者常青为什么没当医生，她至今不知道怎么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但是，她知道，属于医生个人的荣誉和价值其实是从后半生才开始的。医生大多年轻时辛苦、贫穷，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每日所见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出路就是逃避或者变得冷漠。况且，医学其实并不像人们吹捧得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不时传出局部的喜讯，但最后难免一败。

　　在《医事》里，常青引用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且对此解释道，从古希腊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只是她亦不无感慨地写道：“谁知道2000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执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常青在中国协和医大读了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后3年后，仍然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她定义的好医生的标准——“要保证服务，尽自己所能保证医疗质量，然后在这些前提下争取比较合理的回报。”

　　坐诊收入不如算命

　　最近，一个女孩子在和他的男朋友闹分手，因为她男朋友是名医生。“他忙得要死，挣钱还没我多，什么都照顾不来。”这女孩子说，在两人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她妈妈（也是名医生）就不同意，现在她终于明白其中的原因了，“我们很少一起出去玩，他总没有时间，我也觉得很郁闷，一吵架，他就说第二天要上班，影响情绪，怕看错病，真的是很烦人啊！”

　　医生的收入就像医生的道德一样备受争议。不少人们认为，医生心黑如墨的同时荷包肥得流油。然而，听听医生的声音，又往往对自己的收入怨气冲天。

　　一名年轻医生说，医生的投入产出比是最不合理的，“马路边给人算命的瞎子一次还收10元呢，我，一个学习了8年的硕士，给人做一次诊断才1．2元，而且还不全归我。”

　　确如他所言。一名医生的培养需要个人和家庭巨大的投入。可是，按照合法收入的水平，年轻的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出现“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怪现象。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舆论和患者是否完全冤枉了这个群体？也不尽然。丁香园网的会员医生liuqun在谈医生的收入时称，一般的主治医生收入并不是很高，但不排除某些人开药时非常狠心，而且在东部沿海大城市，据我所知，有些地方给红包基本上是3000元~5000元，医生们也照收不误。”

　　liuqun还举了自己的例子。某次，他到河南商丘某医院做手术，整个病房只有两个病人，走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拿那钱（红包），但是同行说，如果他不拿，他们就更没有收入了。liuqun的一个同学已经做到医院主任的位置，但是他胆子小，回扣不敢拿，每月工资加奖金不到3000元。“40多岁的人了，妻子还在内地，小孩要读大学，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毕业20年聚会的时候，广东的同学就他一人没有回去。估计是钱的原因。”

　　面对这样一个两难问题，不少人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有的人说，要尽快提高医生的账面收入；但也有人怀疑，提高收入是否能够真的养廉。

　　经济学家汪丁丁则提出，与创造的价值相比，医师的合法收入偏低，这一事实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在医师的岗位上，为自己创造足够多的“不合法”收入；二是主要由于不愿违背“希波拉底誓言”，许多医师没有为自己创造足够多的“不合法”收入，但缺乏充分的激励去坚持他们的医学研究，并努力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因此，他的建议是，医生收入的市场化是医疗改革的当务之急。

　　本报北京3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