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成了国民党的包袱

　　媒体思想之梁文道专栏

　　在“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陈水扁表示这件事情与后来将近四十年的戒严统治无法分开，在威权统治底下受到迫害和打压的台湾人民都可说是“二二八”的受难者；同时他又把国民党的党产问题连系起来，要求国民党在公开道歉之余还得“还财于国，还财于民”。

从政治上看，这是民进党一贯技法的再度呈现，也就是搬弄历史问题以打击现实政敌。陈水扁的逻辑是先行连接六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与国民党“外来政权”的戒严体制，再度清算国民党的历史原罪；然后指出这个罪债并没有完全清还，重点就在于国民党仍然掌有不公义的民膏民脂。

　　在此之前，陈水扁又曾指出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更为他一系列去蒋贬蒋的动作奠下了理据。若再配合民进党政府近月迅雷不及掩耳的“去中国化”与“正名日”运动，当可发现他的目的是要在蒋介石父子、“二二八事件”、威权体制、中国民族主义和现在的国民党之间加上等号；于是反对国民党就等于去除中国民族主义的余毒，高扬台湾人的主体性；而反对国民党与“去中国化”就等于问责于蒋氏父子的历史罪行，这几样表面看来各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有关系的，针对其一就是针对全体。

　　台湾人对于这样的逻辑连接自不陌生，问题是为什么它可以屡试不爽，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动员群众煽动民心乃至于打赢选战的效果？为什么在遭逢了百万人反贪腐运动的打击之后，陈水扁仍然可以透过上述言行重占道德高地，使得国民党只能在言辞上无力地回应呢？这里头当然有历史中形成的群众观感，令许多人可以不加深究地就接受了“二二八事件=威权体制=中国民族主义=蒋氏父子=国民党”的等价逻辑。

　　回想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台湾生活，我可以找到一点主观上的经验说明这种逻辑行得通的原因。记得在那十几年里，我从未在课堂上听过“二二八事件”这五个字，真正认识它的来龙去脉与影响，反而是回到香港之后的事。为什么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不愿让学生知道这件事呢？我们自然可以把它解释成是问心有愧，不愿面对自己的疮疤，所以形成了一个历史禁区。如此之下，就有一段被压抑在官方教育之外的民间记忆了。只不过一件历史事实不会因此而自动消失，只要等到时机成熟，它就会发芽茁壮破土而出，成为曾经执政后来却在野的国民党的梦魇。这是我从自己少年教育经历上学到的第一节政治课，一个政权越是不愿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它未来付出的代价必然越大。

　　除了“二二八”不能教，戒严时期的国民党政府还力行其它打压本土文化的教育政策，例如中小学里一律禁止使用台湾话，而课本上有关台湾文化的内容更是乏善可陈。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成长，你又怎能不感到“台湾人的悲情”呢？更惨的是，在千方百计地排除掉任何能与“台独”二字形成联想的东西之余，当局还要孩子们接受一套“半虚构”的中国国情及文化教育。例如当时的中学地理课本不顾现实，坚持依据1949年国民党退台前的数据，宣称洞庭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还记得当年我曾问过老师:“经过共产党政府围湖造田的运动之后，鄱阳湖不是早就取代了洞庭湖成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了吗？”老师的回答却是:“我们认为共党是一个说谎的政权，他们公布的任何数据都不足采信。”如果受过这样的教育，你又怎能不认为压抑台湾的正是那虚幻而荒谬的中国呢？

　　所以我很能理解陈水扁的说服力，那不是因为他的言辞有多动听，而是他说中了许多台湾民众的心理。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府是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呢？当然是，否则他们何必在戒严时期对此讳莫如深，令之成为不得逾越半步的雷池？国民党是不是一个说谎的政权呢？当然是，否则它怎么会在上世纪80年代仍然告诉孩子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是洞庭湖呢？台湾人是不是被打压了几十年呢？当然是，否则为什么学校不只不教台湾话，还要阻止同学们私下用台语交谈？压抑台湾意识的是不是大中华沙文主义(而且还是虚构的)呢？当然也是，要不然老师们就不会昧着良心传授一套并不真实的中国知识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民进党政府才能在上台之后屡次拿国民党的历史问题开刀，把当前种种“去中国化”的政治小动作全变成拨乱反正的义举。历史果然是会复仇的。今天的国民党老是在族群政治议题上处于下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历史责任”。这是任何政府都该学习的历史课。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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