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发展需跨越七道门槛 预示改革方向调整

　　《瞭望》文章：突破七道“门槛”

　　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难题必须破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董瑞丰

　　发展升级预示着改革方向的调整。当前，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逐渐清晰化：对自然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巨大，人民安全健康受到威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又不均匀等，这既令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代价，也是中国持续发展需要跨越的门槛。

　　“紧张”

　　自然资源的供求紧张，已不仅是对未来的警示，而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困局。

　　资源消耗，留下隐患。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6倍。到2005年，我国的石油消费为3.2亿吨，对外依存度近50%。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我国2010年和2015年原油缺口将分别达到1.8亿吨和2亿吨。

　　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不仅使我国的能源、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造成紧张局面，而且也使土地、淡水等可再生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由于长期高度依赖地下水资源，目前华北地区已有近７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相当于四个北京市的面积。有关专家以上海为样本推测，地面每沉降1毫米，经济损失即达一千万元。

　　效率不提，难以为继。

　　我国经济目前正在快速向产业结构高度重型化转变，加上现有规模巨大的加工业和低附加值产业，资源高消耗、低利用率的现象普遍存在。

　　中国科学院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选取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有色金属的消耗量来计算节约系数，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中国仅排在第54位，属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

　　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1.19，2003年上升到1.42，2004年更高达1.8以上。也就是说，今后我国要用能源消费翻两番来支撑GDP翻一番，以这样的规模消耗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资源开发得不偿失。如中国具有战略优势的稀土资源，近15年来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价格却下降了36%，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5%。而正是这种低廉的价格，换取了我国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以及附带的战略优势。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我国稀土产品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我国进口作为战略储备。

　　此外，环境成本在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中常常被忽视，而实际上这一附加成本十分高昂。经不完全而且保守核算，2004年污染损失为5118.2亿元，占到了当年GDP的3.05%。

　　安全软肋暴露无遗。随着国内生产对能源资源需求迅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第一时间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而我国很难作出回避或缓冲。

　　如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却不能掌握铁矿石国际市场价格的话语权，2005、2006连续两年铁矿石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极大地冲击了国内钢铁生产行业。

　　同时，运输安全问题也成为可能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石油进口途径较为单一，对海上运输通道过于依赖，这些现状都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

　　“保护”

　　需要进行保护的，除了劳动者的人身安全之外，还包括生态环境和全体国民的健康。

　　极力防范生产事故，是保护生命安全的迫切需要。2006年，我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了8.1%，同时付出了4746个鲜活的生命。今年1月份，全国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上升了34.5%和38.7%，矿难多发的态势仍未减缓。

　　除已经成为矛盾焦点的小煤矿安全，我国各大江河水系沿线广布的化工项目存在同样的安全隐患，一旦引发，可能造成更大的生产事故。

　　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中的排查结果显示，在7500多个化工石化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化工、石化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布局性环境风险，这是近年来突发性水环境污染事故激增的根本原因。

　　从防范安全事故，到关注环境和人的健康，“保护”内涵进一步丰富。专家指出，目前，我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将近3亿农村人口的饮用水不合格；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

　　环境的恶化和防护措施的不足，导致职业病危害尤为严峻。据劳动部门统计，2005年末全国暴露在各种职业危害因素下的劳动人口多达2亿人，每年新增职业病患者1万人以上。其中，尘肺病的威胁最为严重。专家警告，目前尘肺病患者有100万人以上，近年来在农民工中扩散迅速，2010年前后将成为中国农村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研究表明，农民工患病后的昂贵医疗费用以及劳动能力的丧失、死亡，不仅使农村众多家庭迅速贫困，而且普遍面临家庭解体、老人无人赡养、孩子失学等问题，其危害绝不亚于突发性的安全事故。

　　保护指向“健康消耗”。有专家分析，我国经济起飞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国民健康积累基础上的，据测算，我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约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医学专家认为，我国每年200多万的癌症死亡者，70%与环境污染相关，全国人民都在为环境污染支付经济和健康成本。世界银行预测，我国因肿瘤患者造成的损失是1432亿元人民币，2020年将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占当时GDP的24.4%。

　　自主创新

　　重引进、轻消化，重加工、轻品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短平快”思路，导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目前，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在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等行业，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也占60%至90%。

　　高出口低利润，在产业利润曲线中赚取最低部分。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上处于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时期，高出口却只带来低利润，商品在市场流程中的研发、设计、技术和品牌销售服务都被发达国家垄断，即所谓两头在外、绝大部分利润送给了发达国家。

　　专家估算，处在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在20%至25%之间，也就是说，每100元的利润中，中国只能得到5元，换来的却是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后遗症。同样有数据表明，中国出口赚取1元利润，跨国公司赚取6元。

　　高产值低工资拉大分配差距，抑制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近二十多年，我国GDP高速增长，工资增长却相对迟滞。有资料显示，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目前仍不足15%。

　　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到每个月仅有875元。有学者指出，我国GDP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10年仅提高了68元，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水平，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低成本有效降低了制度转变的交易成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没有相应地普遍增长，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国内消费能力的不足，无法以内需有效拉动经济增长。长远来看，工资水平低下严重阻碍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阻碍了企业对创新的投入和产业的升级，也阻碍了建立前二者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创新能力薄弱造成整体竞争被动局面。目前，中国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3%，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低于1%，中国大中型企业中进行研究开发活动的约占30%，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

　　研发投入不足，限制了自主创新的整个链条，对基础研究的限制尤为明显，而许多行业核心技术不能突破，却往往源于基础研究的薄弱。

　　就业

　　我国目前就业市场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二是存在结构性错位，总体上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

　　总体上劳动力供大于求，高级岗位劳动力供不应求，二者并存。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持续严峻。2006年，我国就业岗位缺口达到1400万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加75万人。据世界银行预测，从2000年至2020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呈现增长势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矛盾将更加突出。

　　在存在巨大岗位缺口的同时，我国的劳动就业也暴露出结构性的错位，主要表现为低职业素质就业人员供给大，在各个级别的劳动力市场中，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的情况普遍存在。

　　最明显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技工荒”现象，显示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依然供不应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资料显示，从去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较大，分别为2.38、2.2和1.99。

　　教育在提高全面就业素质方面没有发挥足够作用。一方面存在普遍的高级职位人员短缺，一方面是过剩的劳动人口，低级职位人员过剩，这当中，教育成为纠正就业结构错位的结点。但是，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最主要途径，目前我国的各级教育却仍不能满足提高职业素质的实际需求。

　　此前的大学扩招，在迅速扩大高等教育人群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等一系列问题，高等院校毕业生并不能完全满足高层次岗位需要。与此同时，传统上作为我国职业技能培养基地的技校、职高和中专，发展并不乐观，阶梯型的教育模式受到冲击，不能提供与就业岗位所需素质对应的劳动力。

　　保护、发展高就业行业。在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产业，保护好这些产业中的工作岗位，扩大这些产业中的工作岗位。

　　在利好的产业政策鼓励之下，以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迅猛，但其对就业贡献不大。作为吸纳就业的“大户”，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待进一步发展，服务业的比例需要继续提高。

　　保障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人群不断扩大，但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显单薄。

　　2007年1月，从全国养老保险暨社会保险局长座谈会上传出消息，今年我国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到年底将分别达到1.95亿人、1.7亿人、1.12亿人和7000万人。与去年相比，这四项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幅都将在550万人以上，其中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增幅将超过1200万人。

　　然而，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介绍，包括4000多万已经退休人员在内，我国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只有1.6亿多，不及劳动人口的一半，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在广大农村地区，伴随着外出务工人员规模化增长，大量农业用地或闲置，或转为建设用地，农业生产和土地对农村人口的传统保障作用实际已经大大降低。但是，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及时填补这一空缺，仍存在大量的空白地带。

　　截至2005年9月，社保在农村的普及率只有13%，且多数集中在少数城市和沿海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停滞在5000万人左右，与全国农民的总数相比差距很大；农村低保虽然近年发展迅猛，但目前低保对象也仅有1509万人。

　　城市困难人群就业能力下降。在城镇，相比十年前的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时期，困难人群的就业竞争力持续下降。这部分人群大多适应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能及时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职业培训，在就业结构错位、就业压力更为巨大的今天，竞争再就业的能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亟需完善其就业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主要面临统筹问题，关键在于缺少合理的政策制度安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太低、管理高度分散，难以进行全国调剂和均衡发放，是造成基金征收、养老支出和待遇享受等苦乐不均的一个体制原因。

　　对此，中央早就有文件要求，并提出社保体系实行垂直管理，这将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社保专家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职能是维系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它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需要采取垂直管理体制才能适应。选择垂直管理体制，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社会保险分散管理易于失控的局面，同时还可以提高整个制度的运行效率，并有效规避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中的巨大风险。

　　公共服务均等化

　　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能够有效缩小发展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然而，目前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明显，在质和量两方面均存在不足。

　　政府缺位，公共服务不均衡。近年来，公共服务不均衡的现象在“伪市场化”的旗号下普遍存在，尤其以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表现明显。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全体居民提供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首要职责，当前要把公共服务的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上。

　　公共服务不足导致人力资源提升缓慢。以教育为例，有关调查显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长期欠账，直至2004年仍有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

　　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基础教育投入不足阻碍了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不能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升级提供基本保障。

　　基本生活需求满足不畅，激化社会矛盾。以医疗服务为例，据了解，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是近年来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约48.9%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应住院而不住院。

　　核心价值

　　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风气、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在当前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改善干部作风。干部队伍既要有服务人民的态度，也要有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因此，树立良好风气，改变少数干部中存在的学风方面，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群众路线方面，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全局观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生活作风方面，包养情妇，生活堕落等恶劣风气，仍要下较大力气。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其实质在于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通过人民群众的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而达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目标。

　　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要看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程度和水平。“共同富裕”既是人性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更是一种最高层面和谐关系的体现。牢固树立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建设保证共同富裕的机制体制，创造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将保证中国发展升级顺利实现。

　　大力提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现实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应用于世；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则始终关注中国国情，始终围绕中国人民的愿望与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