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召回瑕疵产品是制造商的社会责任

　　在产品召回问题上，似乎总是政府和消费者不断忙碌着，而很少见到制造商或者销售商主动采取召回产品的做法。如果仔细研读国内相关案例，就会发现制造商都在采取这种应对危机的策略：在事故发生后，积极与受害者磋商，安抚人心，了解真相；在制造商自认为查明事实真相后，立即会向消费者摊牌，表示不愿意赔偿或者不召回这些产品。

　　对于制造商来说，召回有缺陷产品总是带有负面影响的，不仅公司声誉会受到损失，公司还要承担产品召回费用，而有的产品召回后必须依法销毁。面临如此高昂的召回成本，没有哪个企业会心甘情愿地主动召回有缺陷产品。但消费者遭受缺陷产品的伤害尤其严重。在陆慧事件中，改装的日本“三菱”吉普车造成陆慧一级残废；最近的彼得潘花生酱事件，更是造成美国41个州共300多人受到沙门氏菌感染。类似损失究竟由消费者承担，还是由缺陷产品制造者承担，这本来无须讨论。但在产品召回制度缺位情况下，制造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总会拿着中国没有产品召回制度当作借口，借此逃避社会责任。这种做法其实是片面的。制造商召回产品，可以回避遭遇更大的民事赔偿风险；制造商主动召回有缺陷产品，还将向消费者传达制造商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尤其是当中国制造商走出国门时，面临的法律环境和法律风险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要遭遇支付巨额民事赔偿的风险，还要承受强制性产品召回制度的巨大压力。因此，对制造商来说，主动召回有缺陷产品并非绝对是件坏事儿。

　　在我看来，有些制造商之所以高举产品召回制度缺位来解脱自己的责任，更重要的法律原因是我国现有赔偿制度明显存在缺陷。一方面，受害的消费者普遍遭遇赔偿不足的困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规定欺诈消费者要承担双倍赔偿责任，但我国民事赔偿制度不接受惩罚性赔偿，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没有提出诉讼主张的消费者不能得到赔偿。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集团诉讼，缺陷产品制造商只需要向胜诉原告给予小额赔偿，而无须考虑那些依然使用着有缺陷产品的消费者。这种既有规则，显然给缺陷产品的制造商提供了逃避召回产品的机会。

　　赔偿不足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果目前尚难改变赔偿不足的局面，就更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均未确立产品召回制度，也难从相关条款中得出我国已建立起产品召回制度的结论。上海等地曾颁布地方法规确立了产品召回制度，但地方法规位阶较低、适用范围有限，根本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产品召回问题。惟有国务院四部委2004年联合发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是直接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的部门规章。但该部门规章依然存在法规的位阶低、适用的范围窄等问题，至今也没有启动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计划，更无确立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具体构想。在民事赔偿不足且产品召回制度缺位情况下，如果制造商处心积虑地与消费者和政府对着干，政府机关也很难有效地发挥市场管理者职能，保护消费者权益就只能是停留于纸面上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