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欲提速服务业

　　《瞭望》文章：中国欲提速服务业

　　一国经济从中低收入转向中上等收入之时，也即服务业加速的转折点。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洁

　　就在不少地区仍着重强调重化工布局时，国务院再次为服务业发展提速。

　　2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要求。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并明确指出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我国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

　　这是国务院继把发展服务业定为“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后，再次将加快发展服务业提到战略高度。这次会议还从优化服务业结构、调整布局、发展农村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大政策扶持五个方面，勾画了未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蓝图。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高层再次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表明中国已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将服务业视为未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

　　“十一五”时期，将成为中国服务业加速发展的起步期。已在国际分工中牢牢占据制造业一极的中国，能否打出“中国服务”的全球标签，成为各方热议话题。

　　服务业：中国下一个经济支撑点？

　　服务业是衡量一国经济结构合理程度、国际竞争力强弱、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等的重要评判指标。

　　与工业相比，服务业的能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还能促进消费，有利于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是中国扩大就业的必然选择。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对于解决民生问题、增加就业、促进消费、减少能耗和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中国依靠投资、消费和贸易“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但中国在连续四年实现10%左右高增长的同时，也面临投资增速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不足和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结构性难题，而不断上升的外部经济失衡——即贸易盈余的增加又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日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中国而言，实现经济再平衡意味着生产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更多地依靠内需，实现更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中国仍有提高生产率的巨大潜力，但由于贸易紧张以及环境和资源制约，中国以工业、投资和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将日益增大。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中国的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服务业增加值为44627亿元，到200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73395亿元。

　　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7年《财经蓝皮书——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5》指出，“十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41.7%降为2005年的40%左右。从增长速度来看，“十五”时期的大多数年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都低于GDP增长速度。

　　从三次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落后于第二产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7%，而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何德旭说，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并没有像预计或期盼的那样进入高速或跨越式发展时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将会继续存在，从“工业经济型”社会向“服务经济型”社会转变还任重道远。

　　他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与创新服务业体制，加快服务业结构转换和升级，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约束。

　　结构升级“提速”服务业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化的时期，产业结构处于快速变动期，这一时期的服务业将处于加速发展的转折点。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市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珠三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今后15～20年，中国将处于服务业加速发展的阶段。能否抓住时机，伴随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目前中国多数地方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优化服务业结构作为今后发展服务业的首要任务。

　　根据部署，我国将从三方面优化服务业结构：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互动发展；培育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业组织结构。

　　近年来，我国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各种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提升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

　　一份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进行的统计显示，服务业诸领域中，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最高，在全部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高达40%；而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比重却只有20%。

　　这样的比例结构，与美国服务业结构形成鲜明反差。

　　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指出，要发展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因为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为改造传统服务业提供支撑，还可以引领新的服务需求，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发动机。不仅有利于加快整个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反过来还会促进制造业的升级。

　　据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制造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发达国家超过50%，欧盟达到52.3%，日本达到54%，成为带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力量。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趋势的发展，制造业竞争力将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

　　在加快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我国下一步还将对服务业布局做出调整。

　　目前，我国服务业在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地区差异非常明显。从增值量来看，2001年东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总服务业增加值的63%，然后逐年上升，到2004年达到65%，而西部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12%降到2004年的11%。

　　按照国务院要求，我国在服务业布局上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服务业资源优化配置。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枢纽城市要强化物流基础设施整合，形成区域性物流中心，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

　　此外，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也提上日程。根据部署，我国将加快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销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长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专家李小热指出，发展农村服务业，是建设新农村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通过对农业的信息、种子、种养计划合同服务等产前服务，技术、生产资料供应服务等产中服务以及产品销售、流通、储存、包装等产后服务，能够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一方面，农村服务业的消费和投资也有利于拉动工农业发展，并加速农村产业和人口向小城镇和城市的集聚。

　　全面开放下的新挑战

　　中国入世5年过渡期刚刚结束，日前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在2002年到2005年逐年下降。数据显示，2002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FDI流入金额不涨反降，从140.11亿美元降至116.79亿美元。

　　分析原因，垄断和较低的对外开放度成为重要原因。商务部研究人员指出，服务业FDI规模和比重偏低，主要源于金融服务业、电信、贸易和商务服务行业FDI规模小，而这些行业均具有两大特点，即垄断尚未彻底打破和较低的对内对外开放度。而这是长期以来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根本原因。

　　著名服务经济研究专家郑吉昌认为，国有资本、外来资本和民营资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驱动力量，目前，民营资本在家电、纺织服装、玩具等传统制造业显示了强大的投入产出优势，但即便在浙江这样的民营资本很发达的地区，民营资本占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也不高，对现代服务业的参与度则更低。

　　根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包括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市场、法律、信息、金融和管理等服务。

　　我国还将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完善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政策措施，加快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市场秩序。

　　在此基础上，我国还需加快培养和引进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特别是熟悉世贸规则，通晓国际惯例，擅长国际交往的金融、保险、贸易、中介等专业人才。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由于受管制较多，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市场化程度也严重不足。一些领域如电信、铁路、邮政等存在的垄断性经营限制了行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这些是导致中国服务业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梁红建议，中国应加快打破垄断行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服务业；同时也要逐步清扫一些限制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包括放宽对一些低端服务业,如对街头便民服务及零售摊点的限制等。只有这样中国服务业才能加快发展，解决更多就业问题，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推动力。

　　但她同时强调，在服务业全面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服务贸易、保险、金融和零售等行业将面临更大压力和挑战，“中国服务”能否成为类似“中国制造”的“全球标签”，还需要国内服务业从体制和创新等深层次加快蜕变，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