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关键:建立全民医保
本报记者 王世玲
从2005年开始,中国医改问题上的全民发言,成为抹不去的社会记忆。
从学者抛出“医改不成功”,到新医改拟定“英国模式”;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到“欣弗”事件;从医疗界反商业贿赂到某地医务人员戴钢盔;从14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立到发改委全民征集意见等等,凡是与医改相关的事或人,都会引起公众广泛而激烈的讨论。
但整个2006年过完了,新医改方案却一改再改、迟迟不肯露面。
当经济、社会、法律、医学各界学者纷纷加入讨论,当宿迁医改等地方试验至今没有定论,当政府相关部门降药价,都会遭来或褒或贬的评价时,这表明:医改已不再是单一领域的问题,作为世界性难题,它考量着决策者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综合治理能力。
医改的目标是明确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但其实现路径却有多种选择:是采取政府直接负责提供医疗服务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英国模式),还是借鉴第三方购买服务的“社会保险”制?
只有确定路径,才能讨论形而下的政府财政投入投向何方、公立医疗如何改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如何建立、社区医疗如何发挥守门人作用等等更细节的制度设计。
专家建议,在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医疗领域,发挥市场机制仍是可行选择,而“社会医疗保险”制正具有这样的特点。
尽管新医改的整体方案还在酝酿中,但“社会医疗保险”制将成为新医改的主旋律。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报告中已有端倪:2007年要重点进行四项医改,其中两项就与建立医保制度相关,即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不成功的路径选择可能使我们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而要避免这种结果,决策者们要在广纳民意、调整利益上拿出更多的勇气。
新医改路径之争
医改争论尽管热闹,但实质还是利益之争。
2005年年底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使大众“看病贵”的感觉达到了顶峰。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历年统计数字看,2005年人均单次门诊费用是1990年的12倍,人均单次住院是10倍,而2005年城市和农村民众人均收入仅为1990年的7倍和5倍。
虽然哈尔滨事件最后证明有复杂的内情,但医院和医生仍不可避免再次成为大众道德拷问的焦点。医患关系紧张以“广东某医院医务人员头戴钢盔”的极端形式呈现。
最终,建立一套制度,让医生们既能赚钱又能以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行事才是关键。这需要改革医疗卫生体制。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2005年9月,国研中心葛延风提出的“医改基本不成功”论调引发大讨论。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为代表,把“不成功”归结为中国学了过度市场化的美国模式,政府没能承担应有的责任。而反对者却认为现在不伦不类的中国模式,恰巧是市场化程度不足的表现。
这样的讨论没有最终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共识:政府要在卫生领域承担起责任,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此领域的力度。
但如何承担,学者们有不同的选择。
一些学者选择借鉴“英国模式”,即政府加大投入,健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让公立医院恢复公益性。简而言之就是看病治病花费的大头由财政出,并由政府的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
然而,这种观点即遭来青睐“社会保险制”,即德国模式的专家的质疑。在他们看来,英国模式中有诸多问题:服务质量差、医疗体系效率低下等。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保险制”既解决了医疗费用的筹资问题,又以第三方购买医疗服务形式,解决了效率问题,可为新医改的方向。
不仅是学者在争论,政府相关部门依照部门“职能特点”也倾向于不同的方案。
按现行中国行政机构体系,与卫生相关的部门,窄口算有卫生部、发改委、劳动保障部、药监局等,而宽口算竟达十几个如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其中,卫生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由于主管着两大卫生资源——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而比较明显地分别青睐“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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