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唐钧专栏
在两会召开的前夕,沪上媒体给升斗小民传来利好消息:“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这是上海市府即将出台的《城市设摊导则》的基本精神。
马路摊点也是民生?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些摊点对于升斗小民而言,是一个“可持续生计”。也就是说,只要允许个人在合适的路段摆摊设点,他就能挣钱养家,于是这一家人就有了“生计”,而且是源源不断“可持续”的。因此,沪上媒体将此誉为“善政”,一点儿也不过分。
与“善政”相对应,自然是“恶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城市突然患上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城市洁癖”的怪病,马路摊点成为有关部门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一些城市,为了彰显“政绩”,甚至提出了要创建“无摊城市”或“无亭(报刊售货亭)”的口号。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其间,诉诸暴力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这场“战争”的结果,非但对阵双方两败俱伤——“无证摊贩”动辄遭遇扫荡围歼而生计不保,“城管”则背负恶名而不受待见;更重要的是,市民们一些可能不起眼的生活需求却因此而难以得到满足,这就是沪上媒体在报道一开头提到的“为修鞋、修伞等琐事而四处寻寻觅觅”。
最具黑色幽默的段子是,2006年的夏天,在某些正在创建“无摊”政绩的城市,买西瓜成了地下活动,要在某些隐秘的地点,通过约定的暗号,才能买到。于是,城市中的路边摊、门前摊被彻底扫除了(政绩术语曰“通畅”),西瓜皮自然也少了(政绩术语曰“清洁”)。然而,市民们却为防暑降温吃西瓜而犯难;瓜农们就更惨了,眼睁睁地看着西瓜烂在了地里。
由此深入,可能要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社会创建城市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教科书上、理论著作中可能对此会有成百上千种的诠释。然而,也许在当代中国,在“创建国际大都市”的炫目光彩之下,城市的一个最普通但也最重要的功能往往被忽视,这就是,城市的存在是为居住在这一方土地上的老百姓讨生活的,而“摆摊设点”可能就是“小市民”们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讨生活的一种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下岗失业大潮以来,“就业是民生之本”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一个基本理念,沪上的“善政”无疑是又为落实这个理念开启了一扇“阿里巴巴”之门。平心而论,对政府来说,为所谓的“通畅”和“清洁”等政绩而断绝老百姓的生计终究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在维护老百姓的生计的同时也未必不能做到“通畅”和“清洁”。令人额手称庆的是,终于有地方政府想通了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而且还是上海这样的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
沪上媒体和专家也都是幽默高手,呼唤“善政”的同时又拿出“国际惯例”来说事。须知,当年的“城市洁癖”也是冠以“与国际接轨”的名目出台的。闲话少说,2007年是“民生年”,还是凡事以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老百姓的民生为准则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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