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每天都盯人民币汇率

　　亨利·保尔森还需要个人简介么？中国外汇市场几天来无数次重复着这个名字，昨天人民币也以再创新高“迎接”着这位美国财政部长的第三次访华。

　　昨天上午9时10分，上海期货交易所还未开市就已人头耸动。

当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保尔森的演讲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却意外地先于保尔森出现了。既不是主角，也不是一位谈判者，周小川来这里只是为保尔森作了一次个人简介。“他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积极务实为进一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就是周小川或许也是中国政府眼中的保尔森。

　　少谈点人民币

　　保尔森昨天的演讲洋洋洒洒万余言，但人民币和中美贸易顺差却各只出现了一次。这位“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理解”的美国财长微妙地避开了这些美国国会最感兴趣，但周小川最为敏感的“经典话题”。

　　保尔森成段成段的援引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讲话，他知道中国刚经历过股改、上市公司今年将采用新的会计准则，他谈到了中国现行监管政策的很具体的细节，他甚至懂得用“和谐社会”的理论来支持他的观点......保尔森昨天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的演讲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他作为美国政府头号中国通的一面。

　　他的演讲像一篇论文一样条理分明，“第一、第二、总结”这样的结构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演讲审美观，看起来更像一篇两会提案，而不是出自于外国政要之口“你应该怎样”的对华宣言。

　　先求同，后存异。和那些只会危言耸听的美国国会议员相比，保尔森懂得如何“务实”地同中国打交道，所以他避开了人民币话题。

　　“眼下，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加上巨额外贸顺差意味着银行系统巨大的流动性”，人民币就提了这一句话，而且保尔森没有提到那个“中国凭此获得额外的对美国出口优势”的美国国会视角，而是选择了“流动性过剩”这个在中国国内都毫无争议的论点，提了一下人民币问题。

　　但昨天演讲结束后，保尔森在同中国媒体的小型见面会中还是“私下”多说了几句人民币。“条件允许的话，我每天都会看一看人民币汇率的情况”，保尔森在回答早报记者提问时这样表示。

　　昨天，人民币中间价首度突破7．74关口，以7．7386再创汇改以来新高，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达到4．78％。事实上，人民币创新高近几日在市场上已是司空见惯。和前两次保尔森的访华所引发的升值狂潮一样，这被市场称为“保尔森效应”。

　　“如果我真的如此神奇的话，我想我每周都应该来中国一次。”这个名词让保尔森大笑。他喜欢“保尔森效应”，也喜欢人民币加速升值。

　　“当我每次谈论人民币应该增加弹性的时候，这其中当然也有着人民币应当升值的意思”，保尔森坦言。但他强调，他从来不谈论人民币究竟“应该升值多少”这样的话题，“我想，这应该由市场基本面来回答，而不是我”。

　　多谈点资本市场

　　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普世的话题，所有人都会欣然听之，保尔森的本次中国之旅也选择了这样一个不会激起任何人敏感神经的角度。“美国所倡导的开放政策和市场化原则与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平衡与和谐发展的理念相似”，保尔森急欲用“和谐社会论”争得中国的认同感。

　　“中美的政策分歧点不在于改革的方向，而在于改革的步伐”，保尔森昨天多次强调，暗示双方并无原则性矛盾。和汇改一样，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要的是渐进，而美国要的是“只争朝夕”。

　　“时间就是一切，中国机不可失”，“犹豫等待的时间越长，建立健全的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困难会越多”，他认为，最大的风险不是改革太快，而是太慢，“发展透明度高、流动性强和稳定性好的资本市场的工作推进得越快越好，如果进展缓慢，中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我在这些年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最好在经济发展强劲的时期进行改革”，在保尔森看来，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而这话不知道台下的周小川听进去了没有。

　　不过，深谙中国国情的保尔森也承认，“这在政治上不易做到”。他表示，历史经验表明：现有的金融机构总是反对带来新的竞争的自由化和改革，“即使新的变革能够带来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机会和产品也在所不惜”。但保尔森还是希望中国机快突破既得利益者的封堵开展变革，“随着其经济力量的增长，一些寻求保护，躲避竞争的行业将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取消对它们的保护将更加困难”。

　　中国的储蓄回报“太低”

　　保尔森采用了一个相当民生的角度宣扬发展资本市场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他指出，加速发展资本市场将能够“给中国百姓的储蓄和投资一个更好的回报”。

　　“中国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一样努力勤奋地工作，但仍然不富裕”，保尔森表示，目前中国百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有2万亿美元，但扣除通货膨胀和利息税等因素，银行储蓄存款的回报可能为负数。“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民拥有更多储蓄选择（包括储蓄时间和储蓄地点），并能按期获得高得多的回报，即使在一些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经济体，回报率也常常在一位数的高位上。”他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社保资金的不足也同样可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来解决。他表示，如果中国的金融业成熟起来，并能够提供多元化的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证券和工具，一个管理良好的养老金组合的潜在回报率会提高很多。

　　“假设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回报率在30年间维持在8%左右，而不是在2.5%。由于复利的效应，同样的16万亿元储蓄将导致巨大的回报差异。30年后，中国家庭将拥有不是34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而是16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人均储蓄额12.4万人民币，“这笔钱可以用来满足中国百姓的需求，为教育、健康和养老保险提供资金”。

　　中国资本市场四大挑战

　　在保尔森看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尚面临四个重要的挑战。

　　首先，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仍不成熟，市场规模尚小，市值占GDP比重过小；融资通道在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分配不平衡等方面。同时，中国需要一个更大和更易进入的政府债券市场，一个有更高流动性和透明度的公司债市场。

　　“更广泛基础的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者将会带来更宽泛的市场战略，减少变动以及‘群羊效应’的风险”，保尔森的这一论述让人想起了前几周中国股市的巨幅波动。他认为，就操作本身而言，中国没有机构市场，些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比如保险公司在可从事投资的种类方面尚受到严格的限制。

　　“如果没有有效的机构投资者基础，市场就会过于依赖散户投资者。其结果是会有一个更投机的环境和更善变的股票市场”，保尔森强调。

　　同时，保尔森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需要更好的风险管理，中国国有银行如何对各地分支机构进行法人控制仍是一个挑战。

　　“中央政府部门仍在插手那些市场本身能更有效进行的投资决策。”保尔森将最后一个风险的帽子送给了政府，“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整个市场制定规则，而不是进行具体的投资决策”。

　　不过，保尔森在演讲中也对“行政之手”的力量表示了一些赞赏。“你们的领导一旦对一项计划作出决定，执行的效率会非常高”，中国银行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执行速度是“我所见各国中最快的”。记者观察

　　保尔森的根本诉求：资本市场开门

　　早报记者 张明扬

　　虽然保尔森在演讲的大部分时候都表现得像一个谦恭博学的“咨政者”时，但他终究有着自己最根本的诉求：为美国打开中国资本市场大门。

　　“单单通过国内的调整，中国也能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进展，但如果允许外资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活动将会加快改革的进程，并使其带来的稳定和繁荣得以早日体现。”而在一个月前，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此次出访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敦促中方允许外资金融服务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在中国自由经营。

　　对于目前外资参股上限为25%的银行业，保尔森相当直白的喊出，“允许外资控股中国的银行”。他表示，这能够能够推动中国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而整个银行系统也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新金融资源的开发而更具有竞争力。

　　而对于证券业，曾担任高盛董事长多年的保尔森要求开放的渴望似乎更为强烈，“经验表明合资经营的模式在证券业行不通。”他表示，外资持少数股的模式尚未产生出世界级的投资公司，如果去掉证券行业的所有权限制，中国将像几乎所有主要发展中国家那样从中受益。

　　同时，保尔森还“抱怨”了目前100亿美元的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限制。他强调，QFII的配额几乎没有随股票市场的市值和外汇储备的陡增而进行调整，这延缓了股市的发展，进入中国股票市场的外资尚未占到交易总市值的2％，这使中国市场未能得到应有的买家和技术，“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可以加速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保尔森的这些期望何时有可能变为现实？他将目光投向了将来。

　　“我期待着五月份能在华盛顿迎接吴仪女士和中国代表团。”保尔森对今年5月召开的战略经济对话充满期待，中美二度对话的重点，将“不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而在于进度”。

　　保尔森昨天透露，双方第二次对话将有着“明确的目标”，“但我们关注的还将是一些远景话题而不是那些可以在3-6个月的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事情。”届时要求中方加速开放资本市场将是美方的重要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