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全国两会的采访。第一次是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也就是4年以前，自然比现在要年轻几岁。
年轻的含义恐怕不只是光洁靓丽的容颜，也还包括率性而为、激情四溢的心态和性情。
两会开幕后的一天，我参加了民盟的一次联组讨论。大概是因为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来了，委员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教育问题。
贺大军委员说起了在四川等地考察所看到的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一个孩子写给父母的信：“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我不要你们挣钱，你们快回来吧！”
韦苇委员和刘光复委员说的都是高校的问题。韦委员说一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学术资源垄断，30多岁的教师非常苦；刘委员认为泛数字化的管理即个人的荣誉、地位都与数字有关，于是低层次的论文大量充斥杂志版面，很多青年教师都认为真才实学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为学校跑来项目才是最重要的。
民盟委员大多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中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年龄普遍已过半百。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委员竟然为发言“抢”起了麦克风。
11位委员的发言结束后，主持会议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说：“下面是自由发言时间，因为时间关系，每位委员不得超过5分钟。如果没有人发言，就进入下一个议程。”
怎么会没有人发言呢？早就有委员迫不及待了，已经第一个发言的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委员再次举手要求发言。厉以宁委员毫不客气：“不行，你刚刚已经发过言了，让别人说。”
刘文甲委员说：“我只说两个现象：大学高中化，博导不博就导！”
郑泽根委员说：“校长为什么不能竞争上岗？”
谢遐龄委员说：“大家现在都说我们现在的体制出不了大师。其实大师是有的，但不是基地主任，大师无人知道，没有被认识。”
被厉以宁委员拒绝的陈万志委员并不甘心，仍在向铁面无私的厉委员频频示意。厉委员终于不忍了，同意他再说几句。
陈万志委员喜出望外，大声念出：“这是重庆一位著名民营企业家托我带来的对教育的9条建议！”
而一直只是帮别人做嫁衣的厉以宁委员也终于忍无可忍，拿过麦克风：“我也要说两句！”
休会的时间早就过去了，但委员们似乎不知道饥饿，也忘记了疲惫，仍然在继续争取向部长多提些建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默默地坐在后排的我突然想起了林则徐的这句诗，正是这种忘我的热情使得并不年轻的委员们超越了年龄，焕发出了夺目的青春异彩，也正是每一个看似普通的公民锲而不舍的努力推动了国家不断向前。（作者为本报两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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