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有力的表述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民”。
转变干部作风,“把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的问题上。”这是市委书记李鸿忠同志对全市干部提出的要求。
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立身之本,而依靠人民群众也是我们党和政府最有效和最有力的工作传统。民生问题就是普通民众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直白地表露了群众最迫切的需求,而这正是政府工作最明确的着力点。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立足为广大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对于民生问题,普通民众是最有发言权的。为群众谋福利,越相信群众就能越有效地解决问题,越相信群众就能越有力地推动发展。但是,眼下有一些干部在群众观上陷入了误区。比如,有人认为老百姓觉悟太低,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因此政策往往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不是在解决原有的民生问题,而是在制造新的民生难题。
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学术界一般都会用幸福指数和幸福感来加以区别。谋取长远利益,是为了全体市民的幸福着想,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但是,幸福指数不能和生活中的幸福感画等号。幸福指数通过客观数据体现,而幸福感却是冷暖自知的主观感受;强调整体平均水平的幸福指数将个体间的差异忽略不计;而对于个体来说,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却是全局性的。幸福指数勾勒的生活永远无法反映出生活中的真实困扰。比如,顺畅的交通可以解决市民“出行难”的问题,若没有合适的隔音设施,干道沿线的居民就会受到噪音困扰;方便、快捷的垃圾收运系统有利于保持环境清洁,如果选址不当,就会影响局部人群的环境质量。如果民生举措总是在不经意间伤害到一部分群众的利益,那么整体效果也就将大打折扣。
还有一些干部会认为,自己不贪不占,所做的事情“问心无愧”。作为一个干部,这是一句不能说的话。评价一个干部肯定要用政绩来说话,而政绩的评论是滞后的,管理社会需要的是按客观规律来办事,而这个规律是由普通民众来认定的,绝不是自己的主观愿望。事实上,“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并不少见。一些干部总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手段也是正确的,就可以凌驾于群众想法之上,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开展工作。这种过分高估自己的做法不能纵容。既然我们的工作是以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为重心,那么干部作风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岂可动辄替群众拿主意,却不知道群众最急迫的困难是什么?
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也由社会控制转向公共治理,率先改革开放的深圳率先进入了矛盾凸显期,诸多利益群体都在积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深圳探索服务型政府的创新之路,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正是永恒不变的工作出发点。
首先,我们的政府必须是善于沟通民众的政府。每个人的利益诉求肯定是以自身为出发点的,这决定了每一项公共政策都涉及到如何求同存异。政府把目标和方法讲透彻,百姓把困惑和担心讲清楚,大家最终会发现所谓的对立有的时候只是误解和隔阂。前几年,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月亮湾,当地居民担心环境污染,对抗情绪相当高涨。辖区内的人大代表这时站了出来,推动政府与居民对话,政府更邀请居民代表出境考察垃圾发电厂。居民代表在了解实情后认定所谓的担忧根本不可能发生,反过来积极协助政府工作,矛盾也随之化解。
其次,我们的政府还必须是善于民主决策的政府。我们早已抛弃了“全能政府”的过时观念,引入了民主决策的公共治理新理念。在一个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社会,只有最充分的讨论最充分的博弈,才能诞生最科学的政策最理性的施政。2005年,深圳酝酿上调停车费,政府将听证方案放置网上,让普通民众尽情发言。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全市大辩论”,原本以为会引发轩然大波的新方案最终平静出台,政府和群众发现其实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不用经济杠杆来调控汽车使用量,深圳的城市交通将陷入瘫痪;听证的结果也证明是双赢的:城市中心区大幅提高收费来调节车流,住宅区不涨价以保障基本需求。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否则,解决民生问题写得再好、讲得再美、做得再多,那也只是“作秀”。在民生问题上“作秀”,是历史的倒退,是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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