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10日专电(记者朱薇)刚出生的婴儿就产生普遍耐药性，一生病就输液、医院输液室人满为患，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人……出席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对我国滥用抗生素的现状表示担忧，建议百姓医生应尽快走出抗生素滥用误区，国家也应立法严格控制规范抗生素使用。
抗生素危害：许多人处于完全“无意识”状态
重庆大坪医院新生儿科近年来经常接生到超级“耐药宝宝”，这些婴儿一出生除对极少数抗生素敏感外，一般药物根本派不上用场。
“主要都是由于孩子的母亲妊娠期间得过重感冒，服用了大量的青霉素等抗生素药品，直接造成婴儿产生普遍耐药性。”该科主任史源教授说。
去年4月，北京一家知名医院收治了一名普通的咳嗽患者，尽管医生给他用了多种类型的抗生素，仍然没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而夺去他生命的竟然是这名年轻人一个特别的生活习惯──他每天在单位食堂吃饭，顾虑单位食堂不干净，可能会有一些细菌在里面，所以每次吃完饭都要吃两粒抗生素，天天吃，日积月累，最后就出了问题。医院在对尸体解剖后发现，病人体内感染的病菌能够抵抗各种抗生素。医生分析，这是由于长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的后果。
“在国外，医生使用抗生素十分慎重，而国内许多医院的输液室人满为患.生病就输液已经成为一种医疗模式，并且已被老百姓普遍接受，治病时往往主动要求输液，特别是小孩子生病都要输液，而且基本都使用最新级别的抗生素。”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说。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规模地使用抗生素。”陈万志委员表示，一方面我国不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他们对抗生素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管理，在美国买一支枪容易，买一瓶抗生素却很难；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同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经济原因，他们使用的多为低端的产品。而我国是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低端抗生素和城市医疗机构高档抗生素滥用同时存在。这使得我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和严峻。
抗生素滥用的“三重罪”
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国滥用抗生素药物的问题引起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纷纷痛斥我国滥用抗生素的“三重罪”──不仅使“救命药”变成了“致命药”，也造成百姓“看病贵”，更使国人可能集体成为“耐药一族”。
“像青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以及人们熟悉的头孢类药物，都是抗生素，它为人的寿命延长至少贡献了10岁，是人类健康的功臣。然而由于部分医院对抗生素滥用，人们对抗生素缺乏基本的使用知识，这一‘功臣‘正在转变为危害人们健康的头号‘杀手’。”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副院长张玲说，据统计，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
据统计，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比例高达30%至40%，而一些发达国家只有0.9%的比例。
“抗生素是当前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通常利润率为20倍。抗生素大多售价较高，但成本十分低廉，单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药品成本往往只有几元钱。”陈万志委员说，高额的药品回扣是医生滥开抗生素的重要原因。青霉素售价低、效果好，是一种最初级的抗生素，使用的风险较小。可是，现在到医院，患者想用青霉素，得走后门托关系才行，因为青霉素7毛钱一支.医生就是开100支，也比不上开两三支售价70多元的抗生素环丙沙星拿的回扣多。据福建省卫生部门统计，全省三级大医院每年的抗生素销售金额占医院所有药品金额的40%-50%；二级和基层医院所占比例更高，达到了60%-80%。“其背后是医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等医疗体制的深层弊端，直接抬高了老百姓的看病门槛。”
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表示，使用抗生素具有不可逆转性，即用了第一代抗生素药物后，下一次发生感染时，使用第一代抗生素就会无效，必须使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抗生素药物才有效果。而一个新的抗生素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时间，童年就对顶级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这些孩子长大后什么抗生素才能奏效？“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的下一代难免无药可用。”
走出抗生素滥用误区，立法严控抗生素使用
部分代表委员认为，我国必须尽快整治抗生素的泛滥使用，引导群众走出抗生素滥用误区，除了改革现有的医疗体制外，国家应出台相应抗生素使用法规，严格控制抗生素生产和使用量。
“抗生素滥用可能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王鸿举表示，一定要引导医生和家长转变观念，不要孩子一生病就打抗生素。正确使用抗生素，关键要走出抗生素滥用的三大误区，即抗生素越“洋、新、贵”越好、使用抗生素多多益善、抗生素就是消炎药。
陈万志委员认为，必须改变现在“以药养医”的管理体制，医生的收入要和药方、药品脱钩。“只有切断了利益联系，才能打消医生乱开抗生素药品的冲动。”同时，医生自身也要讲道德操守，对医生滥用抗生素等不良记录，应当记入个人信用档案，与医生从业资格限制挂钩。
“还应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调控我国医药产业，通过优胜劣汰，提高产业集中度，消除中小药厂多如牛毛的状况，从源头控制抗生素的生产量。”陈万志说。
“如果医生的处方，对病人存在慢性伤害，例如抗生素滥用，该怎么处罚？现有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空白。”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忠林认为，应尽快启动相关立法，对处方权进行刚性规范。同时，建立严格的药品使用的科学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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