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效婚姻”取代“非法同居”？（民意顾问看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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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3月10日报道“在中国存活了近20年的非法同居概念应该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提出建议，废除非法同居概念，代之以更加科学、文明的法治概念即无效婚姻，以保护公民权利。

韩德云代表本职是一位律师，他从法律角度解读了非法同居的概念内涵。他说，“非法同居的提法最初见诸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相关司法解释中，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非法同居的提法，是人们将非婚同居的关系视为一种不道德，称之为‘非法’而从道德上加以鞭挞。”韩德云说，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是把非婚同居视为非法，把非婚同居的人形同“过街鼠”，人人喊打、乱扣帽子，使其惶惶然抬不起头，这实质上是扩大了道德范畴的标准。“严格来讲，非法同居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我国《婚姻法》并没有禁止婚前同居、非婚同居，也就是说非婚同居不属非法行为，非法同居的提法是把道德上的不许可上升到法律上的禁止，这与我国法治精神不相符。”

　　“同居”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但由于“非法同居”提法的影响，“同居”给人们造成的第一印象是暧昧的，甚至是不检点的。

　　如何看待韩德云的建议，这一建议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记者采访了本报两位民意顾问：南京市政协委员薛正毅、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刘小冰。

　　在接受采访时，薛正毅先生表示，“非法同居”，应该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说在首先有着具体的法律规定下，确实违反了法律；二是说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法律下。他认为，应该从法律与道德两个方面来认识韩德云的建议。社会的管理，最起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依法治国，一个是以德治国。法与德必须两手抓，两手硬，有些时候违反的是道德，有时候违反的是法律。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韩德云的建议，我并非不赞成，而是说，如果《婚姻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取消“非法同居”这个提法。

　　薛正毅先生说，关于“非法”明确了，再来看“同居”，“同居”可以肯定地说，弊大于利，不太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现在，性道德观念进一步开放，“同居”伴随着性伴侣多、流产等社会问题，容易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而强调和谐社会，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刘小冰则从用“无效婚姻”取代“非法同居”的意义、实现的可能性、司法的裁量权等三个方面，简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第一个方面，从法律上讲，是有意义的。婚姻的合法有两个要件，一是实质要件，二是形式要件，形式要件中的一条是，结婚的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否则无效。很明显，“非法同居”缺乏形式要件。从这点来说，这种提法的改变，严肃了法律。

　　这是用“无效婚姻”取代“非法同居”的最大意义。

　　“从我个人来讲，婚姻是自由地选择异性的一种权利，前提必须是合法。”刘小冰话音一转，提出，“我认为用‘无效婚姻’取代‘非法同居’不太现实，会损害有些当事人的权利。”他说，拿登记来说，当事人应该亲自去，有些当事人为什么不去？有些偏远地方登记起来很麻烦，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往往是先住在一起再说，比如办了酒席等于向人们宣告当事人已经结婚了，是两口子了，日后再去补登记。而这是有利于和谐的，如果全改过来会怎么样呢？

　　他说，其实这种“提法之改”是一个老话题了，在修改《婚姻法》时就已经出现。他认为，应对上述的这些婚姻情况放一定的空间给司法去处理，而不要在法律上一刀切。这是第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