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执行力”最需要“无缝隙”

　　“执行力”最需要“无缝隙”

　　民声政声疾苦声声声入耳；网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3月11日新华网“2007两会组稿”的两个标题。政府之政声，关乎民生之民声；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如何，事关中央政府律令在执行中会不会被“打折扣”，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会不会落空。

　　去年，“执行力”一词首次写进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增强执行力”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人大代表赵志全认为，这说明，有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执行力”到了一些地方，就变成“抗拒力”了。４日下午，政协委员杨志福当面向温家宝总理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顺口溜虽非主流，但问题确也存在。（3月11日《新华网》）

　　“执行力”为何会被“打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地方、有的部门“见困难就让，见好处就上”。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追求ＧＤＰ片面增长、“环保风暴”在一些地方不了了之、土地“红线”一再被某些地区突破、社保资金“高压线”一再被人触动、食品药品安全和“看病贵”“上学难”等老问题多年未解决、户籍造成的不平等无处不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和高工资者买到经济适用房的“异化”现象……由此产生的是官民矛盾，甚至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而事实上其背后都有“直接利益冲突”。

　　“执行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力量，它是上下关联、成为一体的，哪个层面断裂了，执行力就必然大打折扣。所以我的看法是，“执行力”最需要“无缝隙”。有缝隙就会有漏洞，而这个漏洞往往不是“沙漏”、亦非“小洞”。政协委员任玉岭的分析很到位：政府执行力打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公权受到侵蚀，部分政府权力成为少数官员的寻租筹码。我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出现“裂谷”，就与职能部门官员的贪腐密切相关——“两会”前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前局长郑筱萸因为腐败而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郑筱萸的腐败被媒体称为“典型性腐败”，因为彼时一个部门损害了一个行业，以致药品市场患上了“造假传染病”。如今沈阳一药企甚至申请注册“郑筱萸”为耗子药商标，可见公众对贪官如何的仇恨。各自为政、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制约的缺乏、制度的漏洞、官员的贪腐，执行力于是被变成一句空话。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者一出中南海就被“人间蒸发”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了。那么，这就需要无缝隙执行力。“无缝隙”就要求环环相扣，这在管理层面特别有意义，宏观的行政管理如此，微观的具体管理亦然。比如法国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就是“无缝隙”的，它所有的环节都具有“可追溯性”，具体到每一头牛都有编号、每一块加工的牛肉也都有来源信息编号、用数字说话；如果哪块牛肉出现问题，立马可以追溯到源头，责任一清二楚。如果我们对制政策度的执行也达到法国管理食品那样的“无缝隙”，试问谁敢造次？

　　制度的设置、制度的执行，其管道都必须是无缝隙的，必须做到没有缝隙、空子、漏洞可钻；这就要求制度管道是“地面上”的、可见的，而不是“地下”的、不可见的。这里有个关键就是财政预算制度的“可见”。3月11日新华网报道说，人大代表称72所部属高校负债达360亿元；而洪可柱代表在建议中提出，目前我国高校共有2800亿元的银行贷款，到2008年前后将面临还款高峰期，可众多高校并不具备还款能力，面临破产危机。洪可柱认为，我们的大学还没建立一套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正因为高校的财政预算制度具有随意性，随意贷款、随意花钱，缝隙和漏洞越来越大——弄不好就会不可收拾。

　　执行力“有缝隙”，背后都涉及执行者本身的“缝隙”；所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仅仅对“事”是不够的，必须对“人”进行质询、监督——这里的“人”就是责任人、责任官员。代表委员的“问责”，显然是要问“人”的，否则就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人，而“无人负责”必然导致悲剧重演。在各级“两会”上，如果责任官员都轻松舒服，那么，“无缝隙执行力”也近乎一种幻想。若想实现“无缝隙执行力”，那么，在大政方针的监督上，就需抛弃“对事不对人”的陈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