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新闻出版组日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原本不想发言的常城委员还是没忍住。两会前，他的百岁父亲因病去世。作为父亲最小的儿子，他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陪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81天。81天的陪护经历，使这位曾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员、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流泪了：护士要三番两次才能请动；应付检查，监护室大乱；护理推给没经验的护工……（《重庆商报》3月11日）
常城委员的“感慨”发出了一个现实的隐喻：他的遭遇，与泛滥于业内的收红包、拿回扣等现象一样，昭示着医疗行业医德的群体性沦落。
如果把医疗机构比喻为一个完整的鸡蛋，医德的沦落就给这个鸡蛋开了一个被苍蝇叮咬的口子，从而开始“腐烂”——医疗责任心的极度淡漠、医疗爱心的严重缺失……都是“变质”后的“副产品”。
面对这一切，没有人会不痛心。因而，常委员哭了，他的眼泪不仅是为自己而流：以其政协委员的身份，尚要遭受这般冷遇，更遑论普通患者了。在医疗信息不对称、医患地位不对等的现实语境下，面对与自己一样在医德沦落中饱受痛苦煎熬的芸芸大众，作为一个为民请命的政协委员，如何能抑制住内心的哀伤与焦虑？然而，谁的眼泪能唤醒在功利中沉迷的医德？
无数的事实证明，道德谴责与人性抨击对于医德的“呼唤之力”是微薄的。公共的愤怒与哀伤，社会的无奈与期待，在巨大的功利风车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于医疗从业者自身的“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而应该思考另外一种成本更低、见效更快的促使医德回归的途径。
在我看来，只有法律规范下的制度才具有这个强大的力量。在这方面，美国人的做法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美国对于医疗不正之风（比如收红包）的惩罚，有一套严厉的制度——有此劣迹的医生，将被打入黑名单，终身禁止行医（美国境内）。“美国模式”可能残酷了一点，我们也不能一味照搬人家的做法，但反观我们，制度对于医德缺失行为的惩处力度是相当乏力甚至是缺位的。收红包被发现，不是批评就是警告，要不就是不疼不痒的停职反省，最多开除了事，打击力度显然不够。
显然，如果我们继续一味指责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个体道德素质，将不会有任何结果。该收红包的还是会收，该“姗姗来迟”的护士还是“姗姗来迟”。世人的道德口水和眼泪，最终都将湮没在医疗正义流失的潮水之中。只有通过制度严惩，将制度的强大威慑力发挥到最极致，才有可能将“沉睡”已久的群体医德唤醒。（作者：陈一舟）
网评1+1公共投入不足 重塑医德如空中楼阁 （新华网）
政协新闻出版组日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原本不想发言的常城委员还是没忍住。“部分医护人员缺少敬业和人道主义精神，工作态度上存在问题。一些护士不愿做简单却重要的琐碎工作，只满足于向护工索要有时是失真的数据信息，对病人的治疗出现误导。”常城委员哽咽着，几乎无法再说下去，“百岁老人最后说，我要回家……”（3月11日《重庆商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常城委员落泪的场景显得格外突兀，也更加令人为之动容。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与常城委员相类似的遭遇，常城委员的泪水虽然是因自己而流，关于医德的呼吁则是替普通民众而发。
医德的普遍滑坡是毋庸讳言的社会现实，近日有两则新闻对分析其中原因不无裨益。其一，近日一道“冬天给患者做触诊前应该做什么？”的题目难倒了众多医生和准医生。其实答案很简单：“应该先把双手焐热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孙靖中对此忧心忡忡。当被问及一个称职、合格的医生需具备什么素质时，他的回答坚决利落：“首先要关心爱护病人，这是作为医生首要的素质，甚至先于技术。”可是，在我国目前的医生培养模式中，技术仍是重中之重，而医患沟通交流艺术、敬业精神等整体素质的教育明显欠缺。走上工作岗位，决定医生前途命运的是技术，而不是医德。
其二，巴德年代表9位委员联合发言指出，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我们的国家性质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由于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矛盾，让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额外背上了“创收”的任务。素质教育的欠缺已使得医生不能自觉将医德作为必须具备的素质，而现实的处境又迫使他们必须在医德与创收之间做出选择。在患者看来，公立医院不应逐利，然而生存和发展又是医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种矛盾如果解决不了，无论医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都很难赢得患者的满意。医生服务态度不好自不必说，即使医生态度谦卑，患者也难免会怀疑其“笑里藏刀”——不久前北京市卫生局倡导“医生向患者道谢”，遭到社会普遍质疑就是一例。
医患矛盾不仅仅关系到医患双方，因为医生是以医疗制度的代表出现在患者面前的，因此患者对他们的普遍不信任，实际上也折射出对现有医疗体制的不信任。这令我想起教育部部长周济刚刚说过的，“可以骂教育部，不要骂老师”。同为三大民生问题之一，教育领域的某些问题与卫生领域异曲同工，职业道德的滑坡相当一部分原因肇始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既然如此，在呼唤职业道德回归之余，我们还是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制度建设。只有科学的制度安排才能均衡各方利益、坚定职业操守，还原医院本应具有的公益属性。可以想象，如果医生培养模式中能够相应增加素质教育的内容，而医院也不再面对生存的压力，那么医德回归就会相对容易得多。
呼唤医德回归，并不是强调医生一定要无私奉献，关键是卫生投入首先应满足医院和医生最基本的需求。否则的话，无论重塑医德的口号多么响亮，都不免最终成为“空中楼阁”。（作者：赵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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