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彝人(组图)

　　——50届“荷赛”广州获奖者王刚作品选登

　　拍摄路上的喃喃自语

　　王刚文/摄

　　由于比较系统地学习过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知识，我把它们作为摄影创作的基础。其实，摄影流派的分类或者史上大师们的异同对我而言都不重要，那只是就影像风格和题材的区别，而摄影本身只是一个表达的媒介而已。

　　摄影艺术恰恰可以这样区分它的意义：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这种区分法确实有点过于广泛，但是客观存在的，且是渐次下降的———尽管每一类都有真正的大师。也正因如此，即便不涉猎摄影的、其他行业的大师也能恳切而精确地描述摄影，如萨特、福柯、巴特尔、桑塔格。在日渐繁杂的影像资料中，摄影师很可能会迷失自我，我谨记鲍德里亚的警示：“危险的是，摄影被艺术所侵蚀，它已经成为艺术。摄影虽然有着人类学的幻觉，但如果从美这一头进入，它的人类学特点就失去了。”在我创作时，更受寇德卡、阿勃丝以及克莱因的影响。但是，我确实有意回避卡蒂埃·布列松那个“决定性瞬间”，他是大师，赋予了作品所有他希望填充的内容，使得观者没有了任何想像和再创作的空间———一切因为他太优秀了。

　　拍相片的时候，我从来就不会考虑哲学问题，但思想的烙印会毫不掩饰地在底片上曝光，通过摄影，我诚实地完成了对自己的告解，同时，也向被摄对象告解，他们就像神橱里的神父，诚恳地倾听，让我释放和解脱，而且会为我保密。

　　我喜欢在被摄者身上寻找自己，在他们身上，嗅到了体内升腾起来的气味，按下快门那一刻，我们共同表述了对所处世界的无奈和痛苦。

　　我喜欢拍儿童和老人，儿童似乎充满了不确定的未来，但在许多地方，我知道儿童最终会在孤独中步入和相片中老人同样的人生结局，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老人只有过去，没有未来，与世世代代的祖辈一样，“活着”这个目标使时间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他们漫长的生命。在遥远的荒原上，他们终将在出生的同一个地方告别世界，人生成了匍匐在泥土上没有停止的蠕动，直到死神骤然光临。

　　我的出现使他们周而复始的日子中的某一瞬间定格住了。

　　一张张照片出来了，它们在叙述着某一个亦真亦幻的空间里一去不复返的忧伤时间。《荒野上的彝人》，我试图关注特定空间上那几乎谢绝进化的族群。但文明还是毫不留情地侵入了，我只好尽量回避这可恶的入侵者，寻找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质。在《天边外》，亘古不变的空间里，连时间都停止了流动，捕捉那个瞬间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那里有不怒自威的天神，他要求我去追逐、去寻找。即使他没有给我生命所需要的足够氧气，即使他用诡异的气候提醒我不是他的子民，但还是要感激他的宽容———他没有剥夺我思考的权利。我所忠爱的早逝的阿勃丝时刻提醒我：需要直面惨淡、痛苦的人生。当高原人，彝人用他们坚忍的目光冷峻地注视着我的镜头时，我所有的懦弱、贪婪、恐惧之类人的原罪都曝光了。

　　与很多前辈一样，我以为“不管怎么解释，结果总是无法超出作品本身”。言语和文字如果能说清楚的事，还要影像干什么呢？反过来，影像需要言语和文字表述来补充时，只能证明创作者不具备完美的叙述能力———除了报道摄影。作品的构成由摄影师控制，但是，对作品的解构则应该交给观者，“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莱德”，这也与庄子“子非鱼”式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作品的含义随解构者身份的不同很可能大相径庭，其实应该是摄影师的目标。因此，任何试图以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独立艺术的图片将成为政治的附属品。这会带来一个“语焉不详”的视觉后果，同时折射出现实主义的艺术向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跨越的历史路径。哲学只存在于作品中，并非哲学给作品定义。

　　文学作品中，赫尔博斯式的语境是我经常借鉴用来摄影的，平稳、冷静的表述方式，一页页地读下来，却会导致最悲惨莫名、毛骨悚然的后果，对他而言，文学只是表现思想的介质，掌控介质，避免完美的介质干扰主题才是主要的。

　　这样，就可以理解萨特，加缪戏剧里面那些重复式语句和喋喋不休对话的另一个意图：让重复成为一种令人心烦的表述方式，让读者直奔最终目标，这是另一种将语言作为介质（被物化）的例子。事实上，这种手法正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所采用。在《荒野上的彝人》中，我用一种平视而重复的拍摄方式强化彝人气质中的共同点，累积出最终的沉重感。于是，拍摄成为了我仅有的介质。关于“荷赛”

　　“荷赛”的全称是“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因为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被中国人简称为“荷赛”。它是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中最具权威性的一项赛事，对全世界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自1957年开始，每年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一次世界新闻摄影比赛。截至今年，已经举办了50届比赛。

　　中国摄影师与“荷赛”获奖的情况

　　北京摄影师杨绍明的《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获1988年新闻人物单幅三等奖、山东《大众日报》记者李楠的《聊城少儿杂技学校》获1996年艺术单幅一等奖、中新社记者王瑶的《60岁的舞蹈家重返舞台》获2000年艺术组照一等奖、中新社记者贾国荣的《中国的体操运动员正在实现冠军梦》获2002年体育新闻类单幅三等奖、《天津日报》记者祁小龙的《针灸减肥》获2003年科技类单幅三等奖、北京摄影师卢广的《艾滋病村》获2004年当代热点类组照一等奖、《武汉晚报》记者邱焰的《非典时期的婚礼》获2004年日常生活类单幅三等奖、《李小双体操学校》2005年获得体育专题类组照三等奖、《广州日报》记者周馨的《泰国民众纪念印尼大海啸死难者》、《深圳商报》记者余海波《大芬油画村》分别获得2006年艺术娱乐类单幅、组照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