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勿忘软实力

　　《瞭望》文章：勿忘软实力

　　求富裕、求公正、求安定。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和讨论的时候，将人民群众的愿望概括为上述9个字。

　　放眼望去，求富裕、求公正、求安定，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人民的愿望。

　　探索、充实、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体制、政策加以保障、落实，形成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感染力、外交说服力，从而满足中国人民以及国际主流社会上述愿望的能力，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就在“两会”前，上证指数暴跌，随后世界各大股票市场普入熊市，全球媒体聚焦中国。分析家认为，中国股市还没有影响全球股市的实力，但众多境外媒体放大上海信号，则表明了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

　　这只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一系列事件之一。在中国外部，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在能源、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对中国的疑问、分析、揣测、思考持续不停，近年来“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此伏彼起。

　　而在内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二三百年内围绕工业化、城市化陆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一时俱起，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家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

　　面临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挑战，抓住两方面机遇，正需要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以如此新的布局谋求发展，满足十三亿人口求富裕、求公正、求安定的愿望，必将带来软硬实力的同步提升。□（张迁）

　　《瞭望》文章：软实力“升位”

　　失去硬实力，软实力是无源之水；失去软实力，硬实力淬不出锋芒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益。”

　　谈起软实力，中央党校组织部副部长赵长茂首先提起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并将之解释为“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战胜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能穿过没有间隙的东西。”

　　2000余年后，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则断言，“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

　　“这两句话，道出了软实力的真谛”，赵长茂说。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成长，从根本上说，在于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这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感染力、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纵横捭阖的国家，历来是两种实力兼具的国家。尤其是，当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相应软实力的提高可以起到‘倍增器’效应。也因此，软实力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当今世界，文化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被学术界称之为软实力。”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何星亮委员告诉记者，“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有吸引力，别国就会自动向其靠拢。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她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软实力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权力竞争的焦点。”

　　“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刘卫东向《瞭望》新闻周刊补充说，“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具有直接的影响；它像信用一样，蓄积起来需要很长时间，但丧失则很快；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比较隐秘，不像硬实力那样立竿见影；它可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是保持硬实力的支柱之一。所以尽管被称为软实力，它其实并不软，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变越硬，成为国家进步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建设与硬实力相对称的软实力，已经成为迫切需要。

　　增长活跃但不平衡的硬实力

　　“软实力不可能离开硬实力基础单独发挥作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因此，建设中国软实力，必须首先要搞清楚我们拥有的硬实力现状。”

　　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以及外交力量。

　　比较我国现有的硬实力要素，可以发现这些内容都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增强，其中外交力量较为强大，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科技、军事实力差距大，资源约束较为突出，使我国硬实力发展严重不平衡。

　　硬实力之一，基本资源相对丰富，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差距较大。

　　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对经济发展的较大制约。截至2006年年末，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3位；人口13.14亿，居世界第一位；全国人均水资源1945立方米，不到世界人均的1/4；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

　　除自然禀赋外，中国正努力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8.3年以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到初中毕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年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居领先地位。

　　总体上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尚不足以满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发达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水平低三到五年左右。但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运转有效的教育体系，加上近年中央加大教育投资、尤其是农村教育，中国人力资源的潜在实力巨大。

　　硬实力之二，我国经济实力已经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但还未取得质的优势。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平均每年进口近5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和实惠，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

　　截至2006年年末，中国GDP达到2.68万亿美元，与第三名德国相差无几；贸易进出口总额1.76万多亿美元，为世界第三，已超日本逼近德国；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实际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累计6919亿美元。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

　　但这无法改变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影响仍然集中于以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工业零部件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廉价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将中国竞争力限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经济实力更多是以量取胜，随时有可能在全球竞争中陷入“价格陷阱”而被取代。同时，贸易争端遍及五大洲，不得不因为贸易不平衡问题，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汇率和贸易保护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

　　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有庆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去年中国内地GDP增长超10%，资产回报率仅为1%；而美国GDP增长3.5%，资产回报率则高达10%，“这说明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强国的水平。”

　　然而，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深刻地融入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按照全球市场的特征和全球生产力要求配置了资源和生产组织结构，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期，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在量的扩张同时还将在质的突破方面取得大的成绩。经济实力仍然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最倚重的力量。

　　硬实力之三，外交实力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并向周边以外地区辐射。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已加入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267个国际多边条约，全方位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无论是在推动与周边地区建立睦邻互信、斡旋六方会谈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还是在中东、伊拉克和伊朗核问题等焦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及向11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减免债务，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赖和支持。

　　比如，1990～2001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10次提出针对中国人权的反华议案，每次都被中国挫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动员国际力量捍卫自己政治利益的外交能力，明显大于中国在国际上捍卫自己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其他硬实力。可以说，目前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最小的应属外交实力。

　　硬实力之四，科技实力在迅速提升，并在未来15年左右将逐步跨入科技大国的行列。在一些战略性和尖端性技术领域，不排除中国科技研发会以更快的速度取得突破性成就。但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与应用、高性能计算机等为标志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同时，必须认识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基础和基层科技水平仍比较落后，科研质量不够高，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弊端不少。总之，从整体上讲，科技实力一环是我国硬实力中最薄弱的部位，也是掣肘综合国力提升的关键之一。

　　硬实力之五，军事实力稳步增强，但在应对当今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突发事件、经济利益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方面，现有实力距离国家需要还有差距。

　　阎学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以往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国防能力也就随之提高了，导致了一定程度重经济轻国防政策的出现，造成今天我国综合国力的严重不均衡现状，即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不相符。”

　　“据财政部预算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国防支出增长17.8%。解放军代表团郑守增代表就此指出，“去年军费是历年增幅较大的一次，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越来越协调。”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和应对外部发展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建设与之协调的国防力量已成共识和行动。

　　软硬之道在乎相互倚重

　　“了解了硬实力的现实基础，才能谈软硬之道。”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研究员刘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软实力依托于硬实力而逐步增长，不能设想一个缺乏硬实力支持的国家能够拥有足够投射效应的软实力，硬实力基于软实力的内化而产生投射效应的最大化，软实力是对硬实力增长的理念升华和国家发展的价值再造。”比如，尽管俄罗斯国力与苏联时期大为下降，但其拥有核武库和能源两张牌，就足以保持大国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任何时候，国家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时不是靠抽象的综合国力或者软实力，而是运用具体的实力要素。也就是说，国家在应对安全威胁时主要依赖军事实力，应对经济摩擦时主要仰仗经济实力，应对政治压力时主要依赖政治实力。因此，阎学通强调，“硬实力还是第一位，是软实力的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软实力建设的前提条件。”

　　“但是，一国综合实力也不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简单相加。”阎学通告诉记者，“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都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两种实力的关系不是和而是积。当一国软实力全部丧失时，无论一国的硬实力有多大，其综合实力都等于零。”

　　他举例说，1991年底时，苏联军事力量可与美国媲美，经济实力大于多数发达国家，然而由于其政府的内外动员能力全失，因此国家解体，苏联不复存在。日本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然而日本政府公开否定历史的行为，造成二战中受日本侵害的国家反对日本入常。这个号称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花钱也买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

　　“由此可见，国家生存、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崛起都离不开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共同支撑。所以，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强大的硬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或畸形的命运。”按照阎学通的分析，“即使一国经济非常富有，军事技术非常先进，但如果它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国家，它的国际动员能力仍会很低。”

　　比如美国现任政府，国防、经济实力强大，但由于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欧洲传统盟友关系恶化，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紧张等等，使得其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下降，削弱了软实力，苏联解体后“霸权型”美国变成了现在的“主导型”美国。

　　“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提高我国软实力”。阎学通指出，在这方面人们也经常有认识误区，“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发展了，我们就能提高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然而历史证明，硬实力的增强并不能自动地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他举例说，上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水平远低于现在，但抗美援朝和“一五”、“二五”的建设证明国内动员能力并不低；70年代我国经济水平仍然很低，但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的鼎力支持，恢复了我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上升趋势，但我国的软实力却并不是直线上升。2005年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后，我国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出现快速上升的势头。”因此，他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虽然关系密切，但也各有其成长逻辑，不是可以相互取代的。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委员向记者直接批评一个时期以来“唯经济主义”的错误，“一旦经济成为主宰社会的惟一导向，没有眼前经济效益的传统文化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在一些权力下，两个文明只剩下一个文明，只有GDP，一切都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必须全力扭转这种以经济为惟一指标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取向，把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摆上议事日程。”

　　建设与国力相称的软实力

　　“目前，我国之所以开始从战略上重视软实力的建设，根本上讲，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过程中，对传统国家成长中过度强调经济和军事能力的思维定势的反思和超越。”刘杰向记者指出，建设与中国大国地位和影响相对称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紧迫任务。

　　首先，在世界普遍承认中国发展成就、中国硬实力持续增强并导致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强调软实力建设是对国家力量建设理念的创新，是对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发展的补充和完善。在软实力和硬实力建设的互动推进下，中国的国家力量构成将更加合理，中国将能够有效地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其二，中国长期以来国家力量建设的成就显著，但以经济增长为标志的中国国家力量的日益增强及其对现存国际体系可能构成的结构性冲击也是客观的，并可能被严重放大。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严重的外部性市场制约和内部性资源短缺，军事力量建设则受到猜疑。

　　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这表明，中国硬实力的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必须以软实力建设支持硬实力建设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如不加快软实力的步伐，将影响中国国家力量建设的整体进程，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和国际影响的持续上升留下严重的风险和隐患。”

　　其三，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国家力量建设的基本方式必须加以肯定，军事力量作为维护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力量的适度增强，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上升大国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体系强势力量的猜疑和戒备也是不可避免的，国家间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阴影和少数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群体，还会将中国力量上升可能带来的冲击效应放大到极致，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迟滞中国力量的上升速度和最大限度地压制中国力量进一步增长空间，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利的政治生态。在此意义上，中国在国家力量建设的整体进程中需要强调更具和平与和谐色彩的软实力建设，尽可能消除外部不利因素。

　　其四，当前中国国际力量建设在两个基本方面存在被不适当夸大现象：一是中国国家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被夸大；二是中国国家力量增长对既存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效应被夸大，霸权国家和强势国家基于这一认识将中国列为潜在战略对手。

　　夸大的原因和目的是多重的，但结果是使许多人对于中国国家力量增长状况的实际认知难以建立在一个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中国力量增长对于世界的积极意义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和弱化，相对不足的软实力尚难以对中国外部形象起到实质性改善作用。

　　就此，解放军代表团姚云竹代表说，“比如，我军对外形象宣传滞后、力量声势弱，为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应尽快建立军队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国防部互联网站，增强我军的软实力。”

　　其五，中国在长期国家力量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软实力的建设基因和因素，当前的软实力建设不是对传统国家力量建设理念、道路和方式的断裂，而是传承和创新。

　　同时，中国对于其他国家软实力建设经验的有益吸纳和借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当今中国无论在价值、制度还是文化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了苏联乃至西方国家的诸多元素，中国政府也始终明确表示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最后，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内生性特征，需要不断改善整个国家力量建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着眼于理念、制度和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