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体制突围软硬兼收
发展实力的“软”、“硬”失衡，催促我国以完善体制为主轴,提高软实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
体制竞争本身就是软实力的一部分。
提升软实力的困惑和挑战在于：如何进一步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制度更具魅力？如何才能让社会更具凝聚力、向心力？如何才能保证我们不在各种文化的冲撞中迷失自已？如何才能让我们民族的自主创新精神发扬光大？
外部环境对中国提出的软实力要求，最终要通过中国的自我完善来实现。软实力视角下显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同样需要推进改革来解决。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认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深化改革，为软实力提升创造出良好的体制环境。
完善社会管理的“和谐架构”
“两会”期间，教育、医疗、住宅、养老保障等民生话题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重点。民生问题处理不好，对民族凝聚力、政府形象都是巨大的损害，影响到国家内部软实力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一直高度关注群众利益，将之视为赢得革命胜利的根本政治优势。而此前一些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引发了社会的不平衡，主要在于对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责任的认识、手段、体制建设不到位。而以政府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吸引力，正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最关键部分。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没有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提高政府“制度吸引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一些改革过程中，有关政策出发点服务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特殊集团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使一些改革从开始时就偏离了方向，导致群众不满意度增强，损伤了社会凝聚力，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校正改革目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整个改革过程当中，是提升软实力的第一要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福祉，让人民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能有丝毫动摇。
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架构必须服务于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目标。代表、委员认为，社会管理架构的重组，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打造职能定位准确、富有效率和活力、决策民主、诚信度高的政府。这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也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靳辉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将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关键之役。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配置公共资源，切实履行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打造服务型政府，就是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看，就是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着眼点和目的，特别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和公共事业，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和建设，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二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培育和壮大各类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成为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的最基本载体，进一步促使社会治理结构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008年，上海将举办全球首届创意产业博览会。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博览会的参与主体不是上海市政府部门，而是上海创意产业协会，这家协会与联合国南南合作特色局签定了举办全球博览会的协议。另一家非政府机构——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也成为这一博览会的组织者。
全国人大代表厉无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政府一定要坚决地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让社会组织肩负起原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职责。近些年来，上海市行政体制改革推进迅速，与大量出现的社会组织有很大关系。
政协委员王名认为，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后，管理社会的很大一部分职能将由不断发育壮大的社会组织来承担，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将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是社会管理架构的中间层次。
王名认为，近几年发展迅猛的商会、行业协会等，已成为社会治理架构中的重要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社会组织从经济视角来看是一种交易工具，如行业协会牵头进行反倾销已显现较大作用，从社会视角来看，这些社会组织代表着一定阶层的利益，可以形成他们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发育要积极引导和支持，让他们发挥作用，如行业标准制定、同业竞争规范、行业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及反倾销应诉等职能，都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来完成。
三是切实考虑各阶层群众的利益诉求，建立起重大事项的公众参与机制，保证改革方向不背离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这也是激发社会内在活力的重要制度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认为，让民众广泛参与重大事项，是形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有效执行的基础。民主决策需要各个利益群体的参与，并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到妥协。让各种群体、各种利益集团都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让普通群众有足够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侵害，使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各方利益，而不会成为一个被少数利益集团“劫持”的市场经济。
在文化争胜的时代扩张“文化力”
为什么中国没有威胁到其他国家，国外却不断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我国“文化力”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美国、日本的动漫长驱直入我国影视市场，中国的青少年看的大都是国外的动漫产品，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而韩国的电视剧、美国的电影大片则在中国成年人中拥有很大市场。在这些文化产品大举进入我国的同时，带动的是国家形象的输入和相应衍生产品的大量销售。而我国的出口产品中，却很少有文化产品。
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最具渗透力。我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生产的弱国，文化产品贸易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例如，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进10出1”的比例；我国GDP中，文化产业所占的比重只有3%，而发达国家则可以达到10%以上。
厉无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花木兰和宝葫芦是中国传统故事，上海还拍过动画片《宝葫芦的秘密》。这两个故事被美国人拍成动漫后，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美国版本的两个动漫故事反过来进入中国市场后，又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美国能够将中国故事拍得受欢迎，其背后就是美国发达的文化产业及相关配套体制。
厉无畏认为，近几年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把文化同政治，经济，社会并列，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纲要》把文化提高到了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说明文化产业已经进入国家的发展战略层面。
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国家的文化力，要切实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营造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体制环境。厉无畏认为，要培育一批有自主创新能力、有知名品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大幅度提高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厉无畏说，上海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发展迅速，正是将文化作为一项产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结果。上海文化产业已出现较为集中的产业聚集，产业链条也越来越完善。如围绕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形成创意、设计、展览等多方面的产业链条，这届世博会将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现。目前，来上海交流的海外文化产品非常丰富。另一方面，上海的文化产品、文化氛围也越来越受到国外朋友的欢迎，文化力越来越成为上海国际都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刘景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提升国家的“文化力”，是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先进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要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在民族精神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通过隔断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命脉走向现代化的。刘景录说，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如果丢掉了我国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就如同丢失了身份证或护照，就如同失去了灵魂。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省视，明白其优秀之所在，明确要传承的命脉是什么。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有容乃大的兼容精神”，就是我们要世代传承的文化命脉。尤其我们今天要实现“和平崛起”，“崛起”就要有进取精神，“和平”就要有兼容精神。把握住这个“命脉”，我们便有了立足之地，便有了自尊自信，便有了独立于世界的文化意识。
刘景录认为，21世纪出现了文化争胜的世界，即文化在更广泛的领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影响人类生活及其走向。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可谓一脉相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首先要与文化产业发展相互融合，这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和“国际语言”，让传统文化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进行重造和传播；其次，国家要在制度层面加大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如加大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比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要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让创新的源泉涌流
科技实力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全国政协委员陈清泉接受《瞭望》新闻周刊时认为，自主创新能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是科技实力的核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引进技术设备并不等于引进创新能力。中国人很聪明和勤劳，但要提升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还要营造培育民族创新精神的体制环境，有了良好的体制环境，才会有一个民族持久的创新动力。
陈清泉认为，国家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性科技投入的结构，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支持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科技工程，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要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即打通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的“通路”，并实现科技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将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按照市场需求纳入我们的创新体系中来。
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东莞从改革开放借“双优势效应”发展，到今天出现“双边缘化困境”，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因而在国内生产体系、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目前，东莞可用土地剩余无几，人口压力很大，因此，东莞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而其经济转型的方向，即是从资源主导型转向创新主导型。
这一转型需求在产业竞争中同样急迫。我国是彩电生产大国，第三次电视产业革命使平板电视迅速取代显像管电视。平板电视的关键技术和主要利润都集中在屏幕制造，但目前我国90%的屏幕依赖进口。目前的平板屏幕生产线集中在日本和韩国，我国电视厂商要“向竞争对手买子弹来打仗”。同时国外厂商实行垂直整合，将绝大部分屏幕留作自用来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我国企业丧失产量和价格优势，卖平板电视等于替国外厂商开拓市场。
缺乏核心技术，还使电视出口面临“专利危机”。今年3月1日起，美国开始实施强制数字电视标准，每台出口美国的中国彩电将被征收15至30美元的专利费，而每台彩电的利润仅10美元左右。欧盟贸易委员会最近也开始酝酿类似收费。
汽车业的发展也面临类似局面，在高市场需求的背景下，各地竞相将发展汽车产业做为“优化产业结构”的重点，许多省市都建立起自己的“汽车产业基地”，但认真观察，在汽车生产的整个技术系统集成中，我国企业掌握的基本上都是中低端技术，而关键的发动机、高精模具加工等还处在被国外大汽车集团垄断的状态中。中国汽车产业是否会走中国彩电业发展的覆辙，业内人士的评估并不乐观。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发展难以走出“中低端”模式，给自主创新设置了更高的门槛。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要反思我们创新的体制环境。
首先是科技投融资体制。全国政协委员李维斗认为，用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不足制约着企业的自主创新，日本丰田一年的产品研发费用是70亿美元，但一汽集团用于研发的资金全口径统计是30亿元人民币，根本无法与国外汽车企业相比。而企业要增大研发投入，一方面受制于企业自身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在产业投融资体制方面的改革还不能满足企业自主创新的需要。
全国人大代表甘道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去年底长虹集团决定投资160亿元左右，在四川建设我国第一条等离子屏生产线，投资60亿元的一期工程近期开工，最终将通过二、三期建设，进入此行业世界前四强，具备和国外垄断巨头竞争的能力。整个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八面取”生产线，主要生产50英寸以上的屏幕。长虹提高“造屏”能力有利于我国的产业安全，而这方面承受的巨额资金压力，需要国家的产业、科技战略支持。
其次是产业发展核心技术的研发机制。李维斗说，就汽车产业来看，下一代汽车的替代能源的研发，这就不是一家汽车生产企业能够做到的，需要国家层面的运作。再比如说汽车产业需要的高精模具，同样需要国家部门或者产业协会牵头，举全国产业力量进行研发。甘道明说，对我国重要培育的支柱产业，其核心技术的研发，一定要有长远的战略规划，不能企业各自为战，部门各自为战，要有国家战略。
第三，建议国家实行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优先购买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李维斗认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有错误的政策导向，能采购国外产品的就不采购国内产品，这不利于形成自主创新的市场拉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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