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勿忘软实力

　　《瞭望》文章：文化遗产对接软实力

　　在国务院第一次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下发政府文件之后，这项工作的现实意义越发凸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之下于今年1月启动。

　　在中央高层近期一再强调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之际，这项规模浩大的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活动展开，计划历时5年、分三个阶段进行。

　　“这次普查以新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推行，调查是‘地毯式’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两会”召开期间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国务委员陈至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相关部委都有成员参加，各级政府都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以确保文物普查收到实效，不走过场。”

　　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先后开展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背景资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所限，漏查甚至根本没有开展普查的情况相当普遍。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有320个县没有开展普查，占当时全国2650个县区的12.1%。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大规模基本建设、城乡建设和文物调查中新发现了大量的不可移动文物，另有许多文物因人为或自然原因遭到损毁甚至消失。如内蒙古自治区在复查的2068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已消失的64处，占3.1%。

　　2005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通知》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批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于2006年设立。胡锦涛去年11月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作为文化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中国高层的战略视野，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去年国务院批准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有1081项之多，数量接近前五批的总和，其中包括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中南海。

　　“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以繁荣的文化为支撑。”曾留学日本，在城市规划、文物保护领域有着丰富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单霁翔，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将文化安全提上议事日程，并采取种种措施，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对此，我们也应当冷静地反思，及时转变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

　　“与提升文化硬实力相比，提升文化软实力更为艰巨”

　　《瞭望》 ：听说在“两会”召开前一天，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省长黄小晶专程到国家文物局登门拜访，省委书记、省长一同来访，在国家文物局的历史上是少见的，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单霁翔：他们来感谢我们对福建文物保护的支持，我们支持了什么呢，一个是严格执法，使乌塔事件得到了解决。乌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发商在塔的保护范围和建筑控制地带建高层建筑，我们坚决要求停止开发，恢复乌塔原来的环境，我们跟福州市的领导说明了情况，最后把这个开发项目停了，按规划来建了，损失1.8亿元。为这个事，居然是省委书记、省长来感谢我们。

　　第二个是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三坊七巷”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已被改造了一坊两巷，曾引起很大的争议。现在开发商退出了，接下来怎么办？去年夏天，我陪福州市的市长走访了北京的三个历史街区，结合北京的情况作了研究。我们把“三坊七巷”里面9个最好的院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再像以前那样大拆大改就不行了，他们真正认识到“三坊七巷”是全国历史遗存、街巷肌理最好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并请清华大学的张杰教授作了规划，开始有步骤地修缮。我看到最近的报道说，“三坊七巷”的老百姓欢天喜地过元宵节，不再被拆与不拆困扰了。

　　《瞭望》 ：从中央到地方，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文化遗产保护在这样的战略格局中有着怎样的位置？

　　单霁翔：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城市，它的实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所谓硬实力，是指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硬件设施等；所谓软实力，是指体制机制、文化水平、人文环境等。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构成了竞争力。

　　同样，文化竞争力也可以分为文化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文化硬实力包括文化设施健全程度、文化遗产数量、文化从业人员的结构等；文化软实力则包括文化氛围如何、文化传统如何、文化法规健全程度如何和公众规则意识如何等。与提升文化硬实力相比，提升文化软实力更为艰巨。目前许多地方在发展过程中，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发展，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很不够。

　　文化软实力能够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价值观，因而日益受到关注。当今经济活动依靠的是文化内核，科研创新依靠的是文化造诣，生产管理依靠的是文化修养，技术掌握依靠的是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依靠民族的文化精神。在我国，文化产品的供给相对于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产品需要的目标而言，已经形成“战略性短缺”，文化发展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必将较长期存在，促进文化发展的任务愈来愈紧迫，这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关系到建设良好文化环境。

　　传统文化是增强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是激励人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德国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称，近3/4的德国人重新回到城市是因为对城市历史遗存情有独钟。正是因为文化遗产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文化遗产保护才会成为世界潮流。

　　“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

　　《瞭望》 ：这些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均将文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加以推行，这给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哪些启示？

　　单霁翔：近年来，在国际领域，“文化城市”、“文化之都”的活动持续开展，影响深远。同时，“城市复兴”的思潮也已由理论探索阶段，演化到实践执行阶段，城市文化在城市复兴实践中的促进作用格外引人注目。

　　“欧洲文化之都”每年由欧盟理事会根据欧洲委员会的推荐进行命名，这一理念目前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如美洲大陆开展了名为“美洲文化之都”的大型年度性文化活动，在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文化之都”活动已经持续地开展了多年。一些世界级城市的政府也愈来愈重视文化在促进发展方面的特殊作用。2003年伦敦市长发表“城市文化战略”的演讲，旨在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的文化中心”，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城市”。英国曼彻斯特市也在其文化产业战略咨询报告中，提出“文化变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的理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全球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反思，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文化。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言，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

　　在我国，文化的问题，也已经在政治、经济之后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人们认识到，今天对待文化的观念和方式，决定了我们走向未来的步伐。广东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深圳市确定实施“文化立市”战略，武汉市提出建设“文化武汉”。文化遗产在城市文化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列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和数量太多，和居住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共同的需要相比，和我们子孙后代的需求相比，在这个每日每时都在变化着的世界上，可供我们保护的文化遗产已经不是太多，相反，却是太少。我们有理由紧急行动起来，争分夺秒地为当代，更为后代把那些难得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遗产抢救下来，把更多的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

　　《瞭望》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将文物保护提升为文化遗产保护，这带来了哪些变化？

　　单霁翔：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决不是一个名词的变化。国务院的通知发布后这一年多来，我们对此作了研究，到目前为止，有六个方面拓展出来了。一是从重视单一要素的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的方向发展；二是注重物质和非物质相结合所生成的文化空间的保护。比如杭州的西湖，有很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一些古村落也是这样；三是过去重视文化遗产“点”、“面”的保护，今天这个尺度又被突破，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了。比如，“历史文化廊道”、“文化线路”的保护。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一项叫京杭大运河，它一下子就冲破至22个城市、4个省、两个直辖市，这么一个大的空间尺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在和我们一起推动“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目前跟中亚五国已经谈好了，将来还要跟意大利这些国家谈，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了，空间尺度就更大了。相比之下，在过去，以长城为例，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是一个点一个点进行的，导致至今没有把长城作为一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公布，万里长城有的地方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地方是省级的，有的是市级的、县级的，而大多数地段什么级别的都不是，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大运河就比较幸运，一次性就全部公布了。第四，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迹”的保护，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的保护方向发展。例如大庆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被列入保护对象；第五，从重视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世间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加强对“传统民居”、“乡土建筑”，以及“工业遗产”、“农业遗产”、“老字号遗产”等的保护；第六，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比如，京杭大运河还在流淌，还在使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它作为文化遗产来认识和保护。

　　《瞭望》 ：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

　　单霁翔：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去年国务院讨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时候，有两项内容我怕被问到，一是中南海和玉泉山，二是河北的聚馆古贡枣园，那里生长了几百棵过去给皇家进贡的枣树，我们把它们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了。头一天我准备了好多理由，我怕总理、副总理问：你怎么把一个活态的东西当文物了？结果他们一个也没有问，名单很快就通过了，一项都没有砍。

　　“新的世纪需要激动人心的文化发展目标”

　　《瞭望》 ：国家文物局将以何种方式推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

　　单霁翔：我从去年的政协提案开始，就建议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通过普查把这些理念在全国文物系统建立起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大家的视野一下子就宽阔起来了。前两次文物普查没有把古村落、古民居、工业遗产、近代民居等包括进去。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得出一个数字：共有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约有2/3至今未被公布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有多少文物？从“文物”扩大到“文化遗产”，我们又增加了多少我们今天认识到的文物？

　　广州市最近在全市搞了一次文物普查，作为一个试点，按照新的理念推行，文物的数量比上次普查增长了十倍。所以，这次文物普查正好是这套理念开始实践，虽然有不同意见，但这种趋势是国际趋势，也是符合我们国情的。

　　《瞭望》 ：在一些地方，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文化标志性工程的建设热情却一直不减，“中华文化标志”工程这些年也在不少地方展开，对此你有何评价？

　　单霁翔：近年来，不少城市采用建设大型文化项目来带动地方发展的做法，投资巨大、体量巨大、造型怪异，不仅未能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反而影响了城市的文化形象。

　　至今，我国已有五个省立项建设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标志物。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标志”，人们在思考，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什么才能真正作为代表中华文化的标志？文化标志又如何才能体现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精髓？

　　实际上，中华文化很难单用一个统一的包容一切的标志来体现。正如有关专家指出，“中华文化标志，不能搞肤浅的应景式的建筑。既然是文化标志，就应具有神圣、神往、神奇的历史意义，当然最主要的是能被华人认同，同时又能代表时代和地域文化的精华。”

　　2004年11月，吴良镛院士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说，若干年前某些单位发起拟在某地“九龙山”作“中华文化枢纽工程”，立意很好，但即使在一个风景还好的地方重起炉灶，能具有像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与震撼力吗？他认为，放眼世界，首先要认识到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整治好、发展好，是最有现实基础的中国最大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

　　对于北京，1998年2月，时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的席尔瓦先生考察天坛和颐和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曾深情地说：“我很早就仰慕古都北京，今天终于来了。北京虽然未像巴黎、罗马那样保存完整，但是我看中心部位的皇城区域尚基本保存。这是北京古都的核心部位，还是够条件的”，“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把古城的一部分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

　　席尔瓦先生最后表示，在他任期内，希望能为北京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最大的努力。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努力在继续。2006年8月，国家文物局致函北京市政府，建议将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整体列入重新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新的世纪需要激动人心的文化发展目标，发挥城市的文化特色。镶嵌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座座历史性城市，就应作为一项项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在我国面向未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大对历史性城市的保护力度，继承和发扬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把它们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是义不容辞的时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