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血火中重庆第一次直辖（见昨日本报6版）。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直接领导下诞生的，为领导重庆和西南地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破败凋敝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人民的新重庆，实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和平解放西藏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百业待兴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它充满朝气和活力，它使巴渝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鸡蛋一两分钱1个，新鲜猪肉四五角钱1公斤，人民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无论是成渝铁路的修建还是地标性建筑的耸立，都成了一代重庆人心中永远的纪念。
记忆1949：青年们想大干一场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一天，对进军重庆的二野三兵团将士来说，值得纪念，“我父亲是三兵团12军老战士，当天傍晚，他随部队从海棠溪渡过长江，直插市区。”军事史专家李意志清楚记得，从童年起，父亲李植生就给他讲解放重庆的故事，“重庆，对他们那一代来自北方的将士来说，很有吸引力。毕竟，从湖南常德起，三兵团将士在穿越千里湘川山地途中，没见过一座像样城市。当时的重庆，曾繁华一时，忝列全国大城市第三位呢！”
1949年11月1日，我军发起西南（入川）战役，以二野三兵团11军、12军和四野47军为主力，向重庆进攻，一路所向披靡，至“30日凌晨，蒋介石飞离重庆；上午，杨森市长乘吉普车巡视市区。”12月1日的《大公报》记载，“杨氏面容颓丧，深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巡视后既抽身逃遁。”进军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李植生和战友们30日傍晚渡江时，眼中的重庆“万家灯火，楼宇连云，好一座漂亮的山城！”
时年18岁的上海姑娘陈虹（后任市顾委办公室主任）、小伙子徐雄（后任市委副秘书长）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并不佳，“我们是随西南服务团进驻的。老实说，当时重庆虽然也叫中央直辖市，但和上海没法比，可以说是电话不灵、电灯不明、到处泥泞……”但他们与更多的青年一样，充满朝阳般的激情，时年25岁的重庆大学计统专业毕业生纪杏鸾，很快在市军管会找到了工作，“我想起当年夏天毕业典礼上，大家心情灰暗，我的老师、中国北极探险第一人冯简教授，送给我们六个字：要忍耐，要等待。没想几个月后，天就亮了！”时年24岁的冯三义，是1948级重庆大学理学院高材生，经历失业后，也在城建系统找到了工作，“大家铆足了劲，要为新重庆大干一场！”直辖家底：全市公交车仅14辆
天亮后的重庆啥模样？采访中，文史专家杨耀健这样描述，“全市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110万，地居水陆总汇，有工厂600余家，失业工人十余万。”
这就是重庆二次直辖时的家底？
市档案局局长卢大钺指出，重庆第二次直辖时行政格局沿袭的是旧制，“因为当时我军推进太快，在行政划分上还来不及作出与新政权一致的调整。”市档案局研究员唐润明称，“在我市现存档案中，虽然找不到中央人民政府颁布重庆直辖的记载，但有1954年6月19日，中央关于将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的决定，这足以证明当时重庆是直辖市。”
党史专家艾新全的研究从另一层面更接近真相：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刘、邓、贺首长直接领导下诞生的，“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其中北方分东北、华北和西北，南方分华东、中南和西南。每个大区都有隶属中央的直辖市，如东北4个，即沈阳、旅大、长春和哈尔滨；华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华东是上海、南京、青岛；中南是武汉、广州；整个西南，只有重庆！”
这时的重庆百业凋敝、敌特猖獗、物价飞涨，“困难如山啊，举个小例子吧。”市建委离休干部冯三义说，“当时全市公交车只有14辆，要么烧柴油，要么烧煤炭，熄火后还要人推。这叫直辖市吗？”干部配备：整个西南重庆最强
“对重庆的困难，中央是有预见的。”艾新全说，“早在进军大西南之前，重庆的组织机构就在南京搭建了；1949年7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
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陶维全，刚一解放就在市委机关工作，是当年的活见证，“重庆市军管会配备的干部是最强的。”成员包括张际春（二野副政委，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和国务院文教办主任）、陈锡联（二野三兵团司令员，后任炮兵司令员）、张霖之（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后任煤炭部部长）、谢富治（二野三兵团政委，后任公安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曹荻秋（后任上海市市长）、段君毅（后任铁道部部长）、阎红彦（后任云南省书记）、王近山（三兵团12军军长，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蕴瑞（后任南京军区参谋长）、任白戈（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市长）、罗士高（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明辉（后任云南省省长）等。
这些干部，几乎全是拿枪杆子的军人，虽战功卓著，但在重庆，他们面临全新课题：怎样巩固新生政权，怎样“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刘伯承语）？”巩固政权：在严厉打击中注重策略
刚解放的重庆市情复杂。在110万人口中，散兵游勇有9000多，潜伏敌特6000多，杨森留下的“保民军”2万多，流氓、扒手1万多，妓女1万多，加上亟待改造人员，“这是一个接近10万人的庞大数字，新政权受到严重威胁。”陶维全说，“有一次，陈锡联从枇杷山驻地下来，还挨了特务黑枪。”
为保卫新生政权，在西南局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开展了大规模行动，分别于1950年1月18日和1951年3月13日采取集中行动，共计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000余名，从严审判、枪毙320名，“重庆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
历史往往具有特殊性。譬如，对重庆的袍哥怎么办？袍哥是清代形成于川渝地区的民间帮会组织，由于重庆是个庞大的水码头，加入袍哥的不少人来自社会底层，“当时，市军管会的有关领导主张坚决打击。”这时，谙熟悉四川历史和人脉的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我在市军管委驻地蜀楼（现市儿童医院），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对袍哥问题的处理意见。”陶维全说，“小平同志抽着烟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来自北方，对袍哥不了解。袍哥问题‘提起千斤重，放下四两轻’，它很复杂，必须一分为二：对袍哥中的反革命、造谣者，要坚决打击，但对大多数，不要轻易动，否则打击面就太大了，不利于团结大批底层民众。”
重庆的稳定，为整个西南区的解放和稳定奠定了基础。恢复生产：总值占西南区三分之一
巩固政权的同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艾新全说，“作为中央直辖市，如果不把生产搞上去，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主政西南不到三年，重庆经济就超过抗战最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从数据看，当时整个西南区五省（川、黔、滇、康、藏）共有七千万人口，重庆仅110万，但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区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省的70%以上，“解放后，重庆人民的创造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工业品源源供给西南五省区，譬如当时的成都，连火柴、牙膏、皮鞋都要从重庆进呢。重庆还为当时的抗美援朝生产了大量军工产品。”
正是基于强大的工业能力，即使1954年7月重庆划归四川管辖后，“中央仍分别于1958年、1965年和1983年，三次对重庆计划单列，目的就是要让重庆能有更快的发展。据1957年底的统计，在四川省内，钢及钢材只有重庆才能生产，发电量、水泥、机床、硫酸、棉布等主要工业品分别占全省的73%至95%，这奠定了重庆作为新中国内陆工业基地的基础。”
“重庆50年代生产总值占西南区三分之一，这个数据我们至今还没达到！”李意志分析认为，哪怕是200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86亿，财政收入达到529亿，“但同期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大关，财政突破千亿大关；云南省突破4000亿大关，贵州省突破2300亿大关，三省相加达到1.5万亿。兄弟省市的进步是好事，但就直辖十年的新重庆来说，我们还有奋起直追的空间啊！”担当责任：为和平解放西藏作贡献
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的战略决定。最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西北局负责，“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经再三考虑，将这一重任改交西南局，在重庆的邓小平成为解放西藏的总指挥，重庆也成为解放西藏的大本营。”杨耀健对这段历史作过认真研究。
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邓小平还专门给进军西藏的二野18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并亲自修订了与西藏上层谈判的《十项条件》，经中央批准后，邓指示将《十项条件》全文译成藏文，要求进藏部队认真执行，“还有，我18军进藏的全部物资，几乎全是重庆提供的，包括我军发起昌都战役的武器弹药，爬雪山的大衣鞋袜、进藏的物资装备等，可以说重庆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杨耀健说。成渝铁路：邓小平三招说动毛泽东
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搁置半个世纪的成渝铁路被提上议程。作为川人，邓小平对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太清楚了，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共产党能不能修好？“这考验执政党，也考验重庆人。”
时值建国初，百废待举，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修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修建，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当邓小平赴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面对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睿智的邓小平用了三招，“第一招，邓对毛说，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此其一。”杨耀健说。
“其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此其二。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有百益而无一害焉。”
这三招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1950年6月15日，铁路开工；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新中国第一路建成通车了，成渝两地欢声雷动，”冯三义回忆说，“通车那天，我作为交通口代表上了火车，一直开到永川，真让人激动！修成渝路还带动了重钢的生产，它的钢轨就用在了这条路上。”三座地标：见证一个光荣时代
除生产发展外，第二次直辖还至少给重庆留下三座地标，至今厚泽市民。
第一座：市人民大会堂。工程于1951年9月动土，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修建，造价600万元，于1954年3月竣工，至今仍是我市最重要的大型集会场所，并成为全国著名人文景观。
陈虹说，“当时西南局的领导真有气魄，敢把大礼堂修那么大！”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纪希晨，写了一篇报道叫《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据说周恩来总理看了很生气，提出了批评。”陶维全说，“其实，修大礼堂占用的是荒山、乱坟岗，没拆迁一间民房。”据陈虹回忆，1956年周总理来重庆时，“我跟着陪他从人民支路的石梯坎往大礼堂去，总理对大礼堂的风格很赞赏嘛！”此后纪希晨表示后悔，认为报道欠妥。
第二座：大田湾体育场。纪杏鸾清楚记得，大田湾体育场是由她所在的市城建局下的计划。1951年4月底宣告落成，成为我市大型集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重庆建国后第一个城标性建筑，“后来的体育馆等设施是在贺龙主持下于1956年全面建成的。几十年来，它给多少重庆人留下了欢乐的记忆啊！”
第三座：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家住七星岗的工程师李清华是50一代，“我认为文化宫也是一座地标，不但因文化宫大门那几个字是邓小平提的，更在于，它在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期里，给我们传播了文化的种子，譬如它的露天电影，几十年来，有多少万青少年接受过它的教益？至今同学们聚会，说起文化宫的露天电影，无不满怀深情啊！”
文化宫于1952年8月建成，至今已55年。前辈的负重与努力值得敬重
上世纪50年代初的第二次直辖，在许多重庆人心中正淡去，“但那时的物价，很多人却记忆深刻。”杨耀健说，“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鸡蛋一两分钱1个，新鲜猪肉四五角钱1公斤，市民沐浴着新中国的幸福阳光。”
相对于1939年的第一次直辖，第二次直辖似乎复杂许多。何故？体制。在记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中，无论老干部还是专家学者，对重庆给四川作出的贡献并不讳言，“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对此有合理评价。”专家们提供的数据是，自1954年重庆划为省辖市后，重庆上缴省里的利润，50年代是60%，60年代50%，七八十年代是30~40%。重庆人顾全大局，但有时也很郁闷，以至在60年代的贵州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任白戈作出关于“炮舰政策”的发言，一时语惊四座。那是重庆憋了很久的。
记者采访到的，比能写出来的要多10倍。无论政治诉求还是情感诉求，我们按惯例只能遵循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传统；因此，我们只能努力并谨慎地接近真相。能说的是，早在邓小平调北京前，他就考虑过重庆的出路，甚至给中央打过报告，拟将四川省划分为东川省和西川省，分别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各自独立发展。后来考虑到东川省干部太强，西川省相对较弱，加上其他诸因素，方案放弃了。但邓小平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对重庆在西部的特殊区位优势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一直非常重视，以至坊间盛传的重庆第三次直辖是小平同志的遗愿，是有依据的。
往事已矣。前辈的负重与努力，值得敬重；扪心自问，你我，还能为第三次直辖的新重庆做些什么？
记者 张卫 富治平 实习生 赵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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