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体验开放的两会

　　境外媒体体验开放的两会

　　今年中国的两会，在境外媒体的许多记者看来，是《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后第一个重要演兵场。首次公布代表团驻地的详细地址，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等诸多新举措，也切切实实地让境外媒体的记者们感受到了开放的气氛

　　境外记者“跑会”忙

　　新规定让境外记者在两会这个“新闻富矿”上收获颇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郝亚琳发自北京 来自瑞典电视四台的记者林博第一次“上会”就赶上了这么便利的条件。

十届人大五次会议5日开幕当天，他和上千名同行一起在人民大会堂里“守株待兔”，只要寻到自己感兴趣的代表就上前和他攀谈，完全不需要经过申请或报批。林博不一会儿的工夫已经采访到两个代表。

　　“他们在回答我的提问时，态度很好，很开放。”他说。

　　和林博一样受惠于这种便利的还有采访今年两会的数百名境外记者。两会新闻中心今年出台了一系列“首次”措施方便记者们的采访，包括首次公布代表团驻地的详细地址，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首次公布各代表团新闻联络员的电话，首次提供重要法律草案说明的英文版等。大会还增加了代表团组会议的开放场次，让西藏、新疆等受关注度高的团组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

　　新规定让记者“一展身手”

　　“我要把所有的人都派出去，甚至是我们的司机。”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罗朗说。他笑言自己对人民大会堂洗手间的位置非常熟悉，因为他过去经常在那里“围追堵截”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如今随着规定的生效，他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今年的两会他要带领手下好好大干一场。

　　在两会开始后的好几场活动里，路透社记者果然“身手不凡”。在8日西藏团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的活动中，一位男记者特别积极，不待主持人点名就站起来，一把抢过话筒，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提问机会。此前，路透社记者还在会场外“堵”到外交部部长李肇星，第一时间“独家”获得李部长对陈水扁发表“四要一没有”的回应。

　　德国《时代》周报的记者花久志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采访任务。他就物权法草案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山东代表团的于保法代表。这位肿瘤医生不但认真回答了花久志提出的问题，还跟他聊了聊自己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新药研发的建议。

　　关心中国环境问题的日本北海道新闻报社记者佐佐木则采取了在代表驻地“巡视”的办法。“以前的两会，因为不知道代表住在哪里，会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新闻官是谁，所以经常联系不到人，主要是没有信息源，今年就有很大改善。”他说。

　　“采访环境的开放使外国记者可以见到更多地方代表，了解到各方面感兴趣的问题，可以更多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佐佐木说。

　　为“新闻富矿”扩军扩版

　　一年一度的两会一直是境外媒体观察中国内外政策、解读中国发展走向的重要平台，也是新闻资源丰富的矿藏。今年，由于采访规定的放宽，这一新闻富矿也越发吸引了更多的争夺者。

　　NHK电视台派出了30多人，采取集团作战，分工协作。为了多场新闻发布会，他们从上海和广州调来了主力记者和摄影师，还特聘了翻译人员和速录员，甚至有四个人专门负责“跑步占位”，为专业记者占据最为有利的拍摄位置。

　　香港商业电台专门从香港抽调了2名记者来京支援报道；共同社从总社和上海、香港分社调来记者，最高峰时有10名记者；还有法新社、韩国KBS、俄通社、塔斯社等媒体，都增添了人手。

　　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吕捷特在5日人代会开幕当天，要完成五个关于会议的报道。他们电视台的早、中、晚和晚间的专题都等着他制作的两会报道节目。“我对所有的问题都很感兴趣，经济增长、环保、奥运……中国有太多的话题和新闻了。”吕捷特说。

　　澳亚卫视则专门从澳门抽调了6个记者来北京支援两会报道。记者碰到副采访主任汤敏华的时候，她和她的同事正“兵分两路”，一队在大会堂中参加西藏代表团的中外记者联合采访，一队在北京饭店采访澳门代表团的活动。

　　“两会的活动很多，我们担心一个驻京的记者不够用，专门从澳门增派了6个人过来帮忙，”她说。汤敏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她和她的同事每天要做6条左右关于两会的新闻，时长10至15分钟。电视台在节目编排上对两会的新闻也有所“偏向”。

　　感受中国的潜力

　　比利时一家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德凯泽是一个两会报道的“新丁”。他从比利时来中国两周，就是为了报道“中国的议会”。他正在写一本比较欧洲、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议会”的书，想用自己的镜头展现它们的区别。为此，去年他专门向有关方面提交了采访申请，不过这一等就是一年，前后总共申请了七次也没能如愿。今年随着对境外媒体采访的放宽，他终于能够仔细地、近距离地好好观察一下人民大会堂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宏伟建筑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的‘议会’，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决心让我印象深刻。中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国家，我希望能够更加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这些变化。”他说。

　　报道重点“与时俱进”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今年会议的热点话题，境外媒体的关注点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郝亚琳发自北京 军费、人权、宗教、环保……这些一直是境外媒体对中国较为关注的话题。不过在今年的两会上，记者发现，境外同行们的关注点也在“与时俱进”，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今年会议的热点话题而悄然发生着改变。

　　传统话题热度不减

　　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罗朗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能在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他想问问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除此以外，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贸易、投资信息等也是这位资深经济记者关注的内容。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电视台中国新闻部记者魏森已经在中国工作了五年，他在两会上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的环保方面。中国政府的治污措施、环保成效都是他重点关注的内容。在今年两会的多场发布会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外交政策、能源政策、军费支出的确是记者们反复“轰炸”采访对象的话题。

　　此外，由于2006年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纷纷在反腐斗争中落马，中国政府“重拳”打击腐败及其坚定的反腐决心也成为许多境外记者关注的焦点。

　　两法草案成新热点

　　提请本次人代会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和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可谓今年两会报道的新热点。前者曾创纪录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7次；后者则直接关系到很多在华外资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它们也成为今年两会上记者在采访中频频提到的内容。

　　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佐藤文隆很关注物权法草案最终是否能出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出现一些矛盾，一些制度必然需要调整，我想看看这一草案最终能否通过。”他说。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记者柯舍夫则比较关注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这位在北京同行眼中很活跃的老记就向大会新闻发言人姜恩柱提出：“如果企业所得税法通过，是否会影响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姜恩柱详尽的回答让他很满意。

　　和柯舍夫有同样关注的还有来自台湾“中央社”的陈妍君和澳亚卫视的汤敏华，因为台湾和澳门有不少人在大陆投资兴业，新法的出台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利润自然是他们关心的话题。

　　民生话题渐受关注

　　记者发现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只是中国媒体对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话题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很多境外同行也在悄悄关注着中国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些难题。

　　丹麦消息报记者马丁已经是第四次采访两会了。他认为今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部分。“这显示了政府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公平的决心。”

　　马丁说，如果他有机会向温总理提问，一定要问问中国政府将如何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权利。“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包括各个方面。”他说。

　　佐藤则在会议报道间隙去了一趟天津，记录了一个农民工和他的家庭在大城市中的生活状态，他的同事去了安徽报道中国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力争缩小贫富差距，要建立针对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觉得补充一些具体情况的采访，我们的报道会更加充实、客观。”佐藤说。完成报道以后，佐藤还准备再关注一下“城中村”问题。

　　“中国的大城市发展很快，但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很想看看中国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说。

　　日本共同社记者松冈诚：“中国越来越开放了”

　　“过了两三年后，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就像2004年我第一次报道两会时，没想到两会会有今天的开放一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松冈诚，2004年刚到中国工作时就采访了当年的两会，今年已经是他第四次参与两会报道了。

　　3月9日中午，松冈诚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表示，虽然两会对境外记者开放的效果尚没有他想像中的那么明显，但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仍值得期待。

　　从2004年参与两会采访报道至今，3年多的时间里我赶上了四次中国两会，应该说这也是我的幸运吧。因为在日本，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像我们这样的通讯社，都非常关注中国的两会动态，大家都把两会看作是了解中国走向的一个窗口。

　　中国政府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为我们在中国的采访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而两会无疑成了落实《规定》的一个实践平台。

　　办证件时的“小意外”

　　共同社这次专门抽调了人力来参与整个报道活动，但没想到一开始就出了点儿“小意外”。

　　由于今年两会新闻中心首次采取了电子报名方式，我们办理证件的时候也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名表。然而很不巧，通过EMAIL申请后，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申请邮件“跑”到了新闻中心信箱的“垃圾箱”里。所以直到3日上午政协会议开幕时，我们都还没有拿到采访证。好在当天晚上终于办好了，我们才赶上了4日人大的新闻发布会。

　　往年采访证都是在两会开始前就办好，今年这个小插曲纯属技术性误差，与两会对境外记者开放没有直接关系。

　　态度更认真 手续更简便

　　有了《规定》的“尚方宝剑”，我们比过去更“大胆”地穿梭在会场内外。总体来说，今年采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申请手续的确更简便了。虽然境外媒体一般还是无法直接联系代表委员（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手机号码），而是要向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员联系，但在与这些联络员沟通过程中，能感觉到他们都很重视我们的采访申请，接待态度也非常积极和热情。

　　这不禁让我想起2004年采访两会时的尴尬。当时与新闻联络员沟通时，得到的答复往往都是“先研究研究，然后再给你通知”，结果几乎都是没有了下文。今年很不一样，代表团新闻联络员的态度比以往更认真了，我提出采访某位政协委员的申请后，他们一般都会安排好时间和地点，然后很快就通知我去采访。

　　去年两会时，采访前要先和两会新闻中心联系，然后由新闻中心与各代表团的新闻官沟通，之后才能接触到代表委员。今年可以不必和新闻中心联系，至少已经简化了一层手续。

　　其实对于境外媒体来说，最难的就是到达采访对象身边的过程，一旦和本人面对面后，他们一般都非常开放，也很愿意接受访问。两会开始一周多来，我印象最深的是采访政协委员王翔的过程。当时我们是第一天申请，第二天政协那边就确定了时间和地点，然后我们就很顺利地与王翔委员进行了沟通，感觉非常顺畅。

　　落实《规定》要慢慢来

　　很多人都会问我是否感受到“开放的气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采访两会，除了在手续上以及接待人员的态度上有了一些变化外，《规定》实施后的总体变化并不是特别直接，或许这需要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吧。

　　几天采访下来，也会有部分代表委员对我们有防备心。对此我很理解，所以也没有那么挑剔，不会直接质问他们“上面都说了你为什么不执行”之类的话。因为我想，要想让一个好政策得到具体的落实，还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不仅中国是这样，其他一些国家也如此。

　　其实，在今年年初《规定》发布后，我曾到中国一些地方去采访，也感觉到了落实《规定》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我就想，尽管变化没那么明显，但慢慢来吧，也许过了两年或三年以后一比较，就会发现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就像我现在回过头来看2004年第一次报道两会时的状态和现在的变化一样。

　　中国媒体也开放了

　　这次两会期间，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跟去年比起来，中国媒体采访境外记者的频率增加了。去年两会期间几乎没有中国媒体采访过我，今年包括一些地方媒体，都提出要来采访。他们大多是想了解我们关注哪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关于这个《规定》的提问。从这些也可以看出，中国媒体自身也正越来越开放。

　　1990年，我曾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1年，那时候在中国的报纸上，矿难等安全事故类报道根本看不到，现在，凡是某个地方发生了类似矿难的事故，中国的媒体同行都会第一时间跟进报道。

　　一个国家的开放，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建设领域。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开放地面对世界。

　　当代表委员遇上境外媒体

　　两会对境外记者开放，对众多代表委员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郝亚林、李兴文、吴晶发自北京 “我们代表团要接受中外记者的联合采访，到时候估计会问到我吧，没什么可紧张的。”来自西藏的人大代表晓红一脸的轻松。

　　每年两会，晓红所在的西藏团一直是最受境外媒体关注的代表团之一。2006年，西藏代表团团组会议首次对境外媒体开放，今年，他们又就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接受了联合采访。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两会新闻中心公布了代表委员驻地的详细地址和新闻联络员的电话，境外记者还可直接联系采访自己感兴趣的代表委员。虽然方便了记者的采访，但代表委员能否适应也成了一个问题。

　　该说就说，该讲就讲

　　“开幕那天，我从会场出来喝水，就被四五个境外记者围住。我一点儿不惧怕境外记者提出的问题。”陕西团67岁的人大代表陆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今年他与境外记者打了几次交道，“作为人大代表，我有责任向媒体和公众坦率表达我的想法，这是一种责任。”

　　陆栋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心声。“这次大会也跟我们说了，你们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用请示，也不用批准，你该说就说，该讲就讲。”政协委员冯世良表示，这不仅是对政协委员的信任，也是中国政治民主的一个具体表现。

　　3月5日，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了甘肃团的姚文仓代表，由于记者的中文不是很好，姚文仓有一个问题没听清楚，只得侧身再听一遍。这位记者连连说“不好意思”，姚文仓代表却安慰他没关系，并详细地回答了提问。

　　适应变化还需要过程

　　两会对境外记者开放，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江西团人大代表薛江武2003两会时就接受过境外记者的采访，“那时我比较紧张，主要担心回答不好，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薛江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自己现在一点儿也不紧张了，“我觉得镇定自如地接受采访，是代表的职责，也体现了代表的素质。”

　　薛江武的自信和从容得到了境外采访者的认可，两名瑞典电视台记者就用“非常开放”来形容她。

　　当然，也有一些代表委员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表表示，如果境外记者提出的问题太尖锐，可能会拒绝回答。路透社记者韩碧如就向《国际先驱导报》表示，有人大代表当面拒绝了她的采访，“不过，我尊重他的选择，毕竟不接受采访是他的权利。”

　　不讲大道理、空道理

　　与中国内地媒体相比，境外记者的采访内容往往是从“点”上展开。薛江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自己总是努力用最简单、最好理解的语言来回答，“因为境外记者不太习惯我们的语境，所以我就避免政治色彩的语言，不讲大道理、空道理。”

　　如果碰到自己不了解的问题怎么办？薛江武的选择是“实事求是”。“比如今年有境外记者问全球变暖问题，我就告诉对方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全球气候在变暖，但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薛江武的感受是，坦诚回答也会赢得对方的尊重，“境外记者职业道德很好，遇到你不懂的问题，他们就不会继续追问来为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