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06年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从数据可以看出，一年的反腐败硕果累累。
邵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20余年专攻反腐败研究。记者 张斌 摄。
这些数字台前幕后究竟预示着什么？中央出台了哪些政策使反腐败深入人心？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他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
权力资本腐败成主要形式
记者：去年一年，中国的反腐败力度非常大，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您认为2006年的反腐败有哪些特点呢？
邵道生：去年一年，“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比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的腐败”等成为各省市共同的腐败形式。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下子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动辄百万、几百万的，千万、几千万的案件屡见不鲜，“窝案、串案(腐败团伙)”也表现得比较显著；就以这次上海发生的社保资金的腐败案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腐败案。
去年不仅有一批“地方性的高级干部”陷入了腐败案中去，更为令人震惊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落了马。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也把用“国家资本”制造“亿万超级富翁”暴富的秘密彻底地暴露了出来，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权力资本腐败”的特点来。
反地产腐败风暴效果明显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的突然落马也非常让人震惊。
邵道生：对，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特点。去年以“反地产腐败风暴”为龙头的反腐败也非常精彩。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反腐败若是找到了这个“王”，那就事半功倍了。2006年以“反地产腐败风暴”为龙头的反腐败就具有这一特点，一批以“土地腐败”为主要犯罪形式的贪官和不法奸商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就有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已逃往美国)、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而在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因涉及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也被“双规”，等等。
这些案件的查处有效地防止了土地的大量流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指出，2003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3亩，2005年下降到1.4亩，2006年1.4亩的人均量失守。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而到2005年仅拥有18.3亿亩，不到10年就减少了1.21亿亩。如果不严厉打击地产腐败，中国的耕地流失现象会更加严重。
去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抓“大腐败”又抓“小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了执政党“亲民”的力度。商业贿赂系列案件的查处也将社会的注意力“扭向”与广大百姓更加关系密切的“民生”问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
近几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每年都有三四万件腐败案受审，就以2005年来说，共有47306人被监察部门处以政纪处分，中高层腐败官员落网的越来越多。十六大以后受审的省部级高官达百余人之多，这是过去所未有的。
“擒贼擒王”快刀斩乱麻
记者：从去年的反腐领域也能看出政府的决心，这其中有哪些好的手段？
邵道生：没错，2006年的反腐败就是根据这几年来反对“腐败利益集团”的经验，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
“擒贼先擒王”，在腐败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政府以快刀斩乱麻的形式实施“双管齐下”；在当今地方纪委受本单位“牵制”的情况下，上一级或更高一级权力部门进行强势介入；摆脱了地方腐败势力的干扰，同时采取专案组异地办案的方式，扩大了战果。
十六大以来之所以能将腐败的势头压下去，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清查腐败分子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这个“腐败利益集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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