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郊故人张进霖(图)

　　作者：胡天培

　　作家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280页有这样几句文字:“我决定了去新疆，张进霖知道了，提出一定要到家里看我，不但看望，当场给与他一同出国的原新疆团委书记牛其义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的年轻的老干部王蒙同志到新疆工作去了……请多加关心鞭策帮助……’”“不用说，牛秘书长(牛已任自治党委副秘书长)对我极友善，事后牛秘书长甚至向文联打招呼，说是张进霖同志告诉他，应该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重新入党之事。”时值1963年，王蒙是摘帽“右派”，张进霖任北京市团委书记。如果不是看到王蒙自传，我根本不敢想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会有党的干部主动出面解决一个“右派”分子重新入党的问题。走笔至此，张进霖书记和蔼亲切的形象立刻浮现在面前。

　　1972年底，我在南郊农场文艺宣传队工作，因为不是总场在编人员，就和文宣队的两位同事暂居场部旧车库旁边一间小屋里，办公兼住宿。因为地处偏僻角落，很少有人光顾。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正趴在铺板床上写东西，忽听外面传来“踏踏”的脚步声，紧接着有人敲门。拉开门一看，六七个总场领导干部簇拥着一位中等身材、体形微胖的中年人出现在面前。一位领导指着陌生人介绍说:“这是咱们新来的党委书记张进霖同志。”张书记走进屋和我们逐个握手，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然后举目环视室内，抬头看了看吊在天花板上的灯说:“他们写东西应该有桌子，灯光也暗会看坏眼睛的，明天换换吧，不是难办的事。”第二天就有人给我们搬来了桌椅，灯泡也换了，晚上室内一片光明。

　　文宣队排演小话剧《哪个最重要》，正式演出前请领导审查。那天演员们表演都很用心，领导干部和观众都鼓了掌。张进霖书记当场表态:“在当前的形势下，小话剧可以公演。”当他知道剧本是我执笔后，约我到办公室聊聊。他问:“你家住的是公房吧？”得到肯定回答后他笑着说:“我家也是。咱都是国家职工，没有盖房的负担。农民可不是，他们必须自己盖房。收入又低，积攒几年十几年才盖得起房，有些还拉账。没有房难娶儿媳，娶不上媳妇就生不了孙子，这可是大事。我希望农民都住上新房。咱们农场不少村房屋普遍不好，你看大白楼村民住的房子，破破烂烂。上边还让我陪外宾去参观，我看着真脸红。”我有些惊讶，按着报纸上的话说:“王国福身居长工房，放眼全世界。”他笑了:“也就说说吧，人家外国人看咱们穷成这样儿，还欢迎咱们去解放他们吗？王国福是好干部，他老婆死得早，带着几个小孩又当爹又当妈还当队长，确实不容易。作为上级领导应关心他，至少帮他盖三间房，不能让他一家五六口挤一间长工屋里。解放二十多年了，社员还这么穷，能像话吗？我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想法不正确你们就批评。”在那极“左”年代听到张书记一席话，顿开茅塞。我以后一直讨厌“左”跟张书记的谈话很有关系。我说有文件不支持社员农忙盖房。他说:“农民盖房是百年大计，春天忙耕种不许盖房；夏天龙口夺粮，更不许盖房；秋天抢收抢种也不许盖。逼得社员只有冬天盖房，冬天施工费工、费时、费料，还影响房子质量，放在咱身上，咱也不愿意。盖房的毕竟是少数人，耽误不了集体的生产，应该允许社员在天气好的季节盖房。我来的时间短，情况了解不全面，有些不符合群众利益的条条框框要改变。”

　　张进霖解放后一直做青年工作，“文革”前长期任北京市团委书记，当然和彭真同志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文革”初期遭遇残酷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有多种疾病。他仍然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扭转一些过“左”措施，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南郊农场大，历史长，老干部多，知识分子多，历次政治运动遭受打击下放人员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多，“文革”初期遣返人员多，两派斗争激烈。张进霖书记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渐解放大批干部，为受迫害的技术人才平反，正确解决两派的纠纷，让被驱逐的下乡知青回到了工作岗位，农场出现了相对的稳定局面。各分场建立了党委制(以前是总支)，加强了基层领导力量，帮助农村分场建立一两个像样的工厂，提高了经济收入。

　　南郊农场经济文化条件都比较好，是对外开放单位，经常有内外宾参观。每次政治运动这里都是焦点。“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的风一刮起，这里就有记者往来。张进霖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他不愿意为人利用，趁身体不好，他请了病假。

　　粉碎“四人帮”后，张进霖才恢复工作，先任磷肥公司副经理，市农科院党委书记，后又任市长助理、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主任。

　　一次我去市委办事，在楼道里意外遇见了他，他亲切地拉住我的手，一定要我到他办公室坐坐。我向他请教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为什么解散人民公社？他很平静地回答:“据专家研究，古今中外搞农业合作化的不少，没有一家成功的。帝俄时代粮食出口，苏联搞农业集体化，一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西方有人一问，回答就是天气不好。人家嘲弄说:是不是你们布尔什维克把俄罗斯的天气搞坏了。我们搞了二十多年合作化人民吃饭、穿衣都成问题。人民公社一解散，农民有了土地，粮食有了，蔬菜水果有了，鸡鸭鱼肉有了，棉花布匹有了，这是最好的证明。包产到户比合作化优越，政府只要解决好水利、电力、农机、种籽、肥料，农民能够把地种得很好，不需要谁指挥……”他简洁的回答，坚定了我对农村改革的信心。

　　1985年，忽然听说张进霖患了癌症，且已经扩散了，心里很难过，很想去看看他，又不知该到哪里去看望。正在打听他的所在，忽然在南郊故地与他重逢。我离开农场已经多年，那天是和两位同志去联系工作。中午吃饭的时候，意想不到遇见了他。他很瘦弱，但眼光明亮，神态还是那么安详。他很亲热地和我握手，询问了我的情况，我竟然未敢问及他的病情。

　　时间过了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张进霖病逝的讣告。原来那天他去南郊就是和老同事们诀别的。我十分后悔，竟然没有和老书记多说几句话。

　　制图:李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