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腐败：请从预算监督始

　　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向记者透露：“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了中编办审批。”另据全国政协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介绍，“国家预防腐败局将在今年成立”，“主要职能是进行宣传、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上抓一些源头性的工作”。

　　毫无疑问，对于腐败，不仅要做到事后严惩，更应事前严防。因为就腐败的发生机制、原理而言，后者实际上才是治理腐败的首要和根本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在已有侧重于打击腐败的反腐机构（如检察机关的反贪局）的基础上，国家重组专门司职腐败预防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做法，显得非常必要和及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反腐防腐问题上的坚定决心和深谋远虑，而且必然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逐步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那么，即将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究竟应该从哪些具体方面切入，来展开自己基于“制度建设、机制体制创新”的“反腐败的源头性工作”呢？笔者以为，眼下正有这样一个现成的题目———政府预算监督。

　　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少代表都对政府预算不便监督大加抱怨，如全国人大代表陈舒就曾表示：“财政部编制的中央和地方预算实在太粗了，人大代表根本没有办法去审查。”全国政协委员李崴同样直言：“预算政府机构自定编制，民众很难约束和监督。”（据3月7日《信息时报》）

　　很明显，人大代表们之所以如此关心预算监督的问题，并对预算报告的粗放不清晰感到不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预算的公开明确、严格细致可监督，正是预防腐败的根本环节，也即上面所说的“反腐败源头性工作”。近年来发生的各种腐败行为和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腐败的具体内容、方式、花样如何，其最终往往都与政府预算、公共资金的运行使用状况密切相关：或者是权钱交易式的直接侵占，如贪污、挪用、贿赂；或者是渎职失职式的变相侵蚀：如在职务消费中挥霍浪费、公共建设中的豪华奢侈等等。

　　有道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若要“预”腐败，必得先“预”预算，否则，预算如不能先“预”或者说“预”得不透彻、严明，那么腐败必然难“预”。鉴于此，笔者在这里郑重建议，预防腐败请自预算监督始。如此一来，我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反腐斗争的主动权，使腐败在相当程度上变得可控、可预，而且也必将有利于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民生和社会和谐之预。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