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曾璇 孙朝方 本报记者何奔摄
名人访谈
杨澜接受本报专访坦然谈人生挫折谈国事家事
杨澜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花了老百姓的钱又不替老百姓做点事,那不是占便宜吗?”
“人生有让你有所畏惧、心有余悸的事情,才能让你不会忘乎所以。
”
“做阳光卫视失败,是因为我对商业规则的残酷性没有充分认识。不是经营层面出现纰漏。骑虎难下,是我最大的困境。”
“三·八”妇女节前夕,北京的阳光里,杨澜向我们走来。
热茶在手,袅袅轻烟,那张亿万观众熟悉的脸庞,神情有些疲惫,但一进入工作状态,马上神采飞扬。
难得的那份认真和执着。干了17年媒体的杨澜还在第一线,每周做三档电视节目,每日行程排得密密麻麻。
即使如此,她还是为这次的专访做了准备,专门带来自己的提案复印件。对访谈提及的那些不知真假却有些伤人的传闻,她答得坦然,没有躲闪……
委员角色
建议设立全国性公益慈善日
羊城晚报:能讲讲参政议政五年来最深的感受吗?
杨澜:这几年,很多政协委员的声音能够顺利上传,对公众舆论、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大家都觉得,政协委员确实有用了。但当政协委员不能光有热情,还要提高提案的质量。
羊城晚报:委员自己也有一个进步的过程?
杨澜:是的。我记得五年前提的第一份提案,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提得比较笼统和感性。几年来,我陆续向慈善界的朋友、民政部作了一些调研,我自己也在作相关的工作,对整个慈善事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提提案,不一样了。我觉得,当你的想法与行政部门的想法同步的时候,提案是最有效的。现在慈善立法也是民政部门的意愿。
羊城晚报:在名人委员、代表中,您显得比较积极,比如放下手上的工作,从美国赶回来开会、履职。在现行没有什么法律法规约束代表委员履职行为的情况下,您觉得仅凭良心就能当好代表、委员吗?
杨澜:我觉得当政协委员是种荣誉,既然把这种荣誉给了你,当然有义务好好做点事。另外,一年开一次两会要花很多财政的钱啊!花了老百姓的钱又不替老百姓做点事,那不是占便宜吗?我曾在讨论中建议,看能否缩短会期,就是想看能不能省点钱。
作为政协委员的杨澜,五年来一直关注慈善,几乎每年提相关提案;她希望公众将“冲动型”的捐助行为变为日常的捐助,因此,今年她再提慈善提案:设立全国性的公益慈善日。
人生挫折
众多社会角色,最看重“主持人”
羊城晚报:众多的头衔中,您最看重哪一个?
杨澜:如果说是社会角色,我还是最看重“主持人”。开始的时候,我总是想挖掘那些传奇人物背后的故事,探密型的。后来我发现,有一样东西可以引起人们的深深的共鸣,那就是困境。现在社会普遍有种焦虑心理。生存的焦虑、成功的焦虑,挖掘他们面对困境时的心理成了我的一个方向。陈天桥有陈天桥的困境,黄秋生有黄秋生的困境。这种化解困境的勇气、执着,我觉得是感动我及感动观众的东西。
羊城晚报:您也有您的困境,当主持人您很成功,但您曾说过自己不是一个好商人,阳光卫视是最大的人生挫折。
杨澜:我做阳光卫视失败,是因为我只有热情和理想,对商业规则的残酷性与现实条件的局限性,没有充分认识。它不是经营层面出现纰漏,而是没有把一种商业模型想得非常透彻就做起来了,然后骑虎难下,这是我最大的困境。如果以后再做商业运作,打算得会更成熟。
羊城晚报:今后还会做类似的尝试吗?
杨澜:一个人,如果有限的生命做的是自己不相信或者是不热爱的事情,我觉得是对不起自己。以后无论以什么形态出现,坚持做自己相信和热爱的事情,这点是不会变的。
羊城晚报:那段经历等于是交了笔学费?
杨澜:不,不,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但不是交个学费那么轻松。那几年的经历至今想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痛苦,还有投资者和你一起受到了损失。所以我现在做任何商业操作都会非常谨慎。
羊城晚报:会不会有心理阴影?
杨澜:我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痛苦,但我觉得那是好的,因为人生有让你有所畏惧、心有余悸的事情,才能让你不会忘乎所以。失败的经历会不断提醒你:无论做什么,为人处事要谨慎、稳重。
阳光卫视,让一直顺风顺水的杨澜栽了跟头。短短3年间,阳光卫视累计亏损超过2亿港元,最后不得不出售七成股权。尽管她是笑着说,但能感觉她隐痛在身。这不是采访提纲内的问题,但她没有闪烁其辞。
教育孩子
经济攀比对孩子最有毒害性
羊城晚报:看您写的书,知道父母从小对您要求特别严,现在您对孩子的要求严吗?还是会有种补偿心理,特别宠他们?
杨澜: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觉得我做得还不错。这有点骄傲了(笑)。孩子的禀性天赋非常不同,我儿子厌恶弹钢琴,但我女儿就特别喜欢,自己整天坐在钢琴边。
羊城晚报:听说您在儿子钢琴学校的“出勤率”很高。
杨澜:是啊。他不爱弹琴,我就对他说,音乐对一个人很重要,它的好处你小时候也许还没体会出来,但长大了你会知道音乐是你的朋友。不过学到考完四级,我就充分尊重他的意愿,他说不想考了,我就再不强迫他了。因为四级水平,说明你对钢琴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就够了。
我先生和孩子关系特好,那我不就得当恶人了呗(笑)。我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严的是功课,我希望他能拿90分以上,说明教的内容基本掌握了,但考全班第几名,我没什么苛刻的要求。除了课堂上教的内容,任何与功课有关的补习班,什么奥数、英语,我都不给他们报。报的全是课外的,滑冰、画画之类的。
羊城晚报:您说过,不想孩子读贵族学校。
杨澜:是啊,我孩子读的是北京的公立学校,没去什么贵族学校或国际学校,没必要。我就看重学风好不好。儿子现在所在的班集体有40多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这才是真实的。那些出入都有车接送、所有同学都有最新的PSP,穿什么都是名牌的,其实是虚幻的。那种攀比,什么你爸是处长我爸是局长,你家开什么车来接你,我觉得对孩子是最有毒害性的。反而在各种家庭经济条件都有的班上,孩子间的感情最朴素。
讲到孩子,杨澜的脸上流动着阳光。她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想象中多。有人说她趁年轻把能做的和想做的都做了,无论是成名还是成家……她的教子经,挺值得那些有钱或者没钱的父母参考。
负面新闻
应该相信时间的力量
羊城晚报:您从校园毕业就成了知名主持人,好评如潮;但随着财富与名气的增加,反而有了负面新闻,还有不少批评,怎么看待这些?觉得是当名人的必然代价吗?
杨澜:我觉得是做任何人的代价吧。即使不是公众人物,也会担心邻里、单位的人怎么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出不同结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觉得关键有两点,一是你内心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评价,会不会瞧不起自己;二是时间,时间不能检验一切,历史也会被歪曲,但时间会给出一个大致公平的评价。
羊城晚报:您的意思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一切交给时间去检验?
杨澜:当然也要看是什么批评。比如说你这期节目做得不好,那我当然要反思反省。死要面子不认错,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有一些看法和评论,不是靠你自己能解释清楚的,那就应该相信时间的力量。我在媒体领域工作了17年,总的感觉只要道路选对了,还是越走越顺。这不依靠做人做事积累的口碑,是不可能的。
杨澜是舍得放弃的人,舍得放下成名,前往异国读书;舍得放弃在美国当节目主持人的诱惑,回到国内工作;舍得离开凤凰卫视的平台,自己重新开创;舍得捐出上亿元资产做慈善。舍得放弃,是一种决断,也许舍得放弃才能轻装上阵。批评伴随杨澜,但她将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