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　我当年为何投重庆一票-

　　1997年3月14日，北京，八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新重庆直辖。

　　十年前的今天，支持重庆直辖的全国人大代表心境如何？对重庆及重庆的未来是怎样一个认识和估计？

　　10年后的今天，重庆作出了怎样的回答？当初给重庆投下庄严一票的全国人大代表们，他们对重庆满意吗？抑或失望？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哪些可资借鉴的成败得失？

　　为了倾听他们有一说一的真实声音，本报记者春节前兵分六路赶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贵州、云南等地，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采访。

　　北京代表喝酒庆祝

　　张占林 北京留民营生态农场书记 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3月7日，国务委员李贵鲜专门就重庆直辖议案，在全体会上作了说明。分团审议时，北京团代表发言很积极，大家说这样既能在西南和长江上游建设一个经济中心，还能承担起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的任务。今天看来，这也为三年后的西部大开发埋下了伏笔。

　　3月14日那天，重庆的代表一出现在大会堂前，就有记者冲了上去，长枪短炮围了起来，短短几十米他们走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重庆的代表都很有信心，但碰见熟人还是要叮嘱一句“给重庆投票哦”。

　　电子屏幕上出现计票结果的时候，我身后一位代表，击了掌，情不自禁喊了声“好”。

　　当天晚上，我和北京团几位代表一起在驻地吃饭时，专门喝了点酒，算庆贺吧。因为我来自农业领域，能体会移民任务多重多难。重庆直辖了天津定位了

　　聂璧初 原天津市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那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提出把重庆设为直辖市、西南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我们都非常拥护。

　　但我们天津代表团的代表也联想到一个问题：四个直辖市里，北京、上海和重庆都有了定位，只有天津没有，发展方向也不明确。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全团49名代表首先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为天津定位的紧迫性，通过全国人大转交，并且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

　　随后，我们又在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提出集体议案。经人大和国务院调研，1997年7月，国务院最终确定了天津在全国的定位——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现代化的港口城市。这句话不到4个月就下来了。

　　分团审议重庆直辖议案时，我也为重庆加油，带头发言，赞成重庆直辖，希望大家都给重庆投票。3月14日那天，我们天津代表都给重庆投下了支持的一票。

　　我对重庆有特殊的感情。抗战时期，1943年到1946年，我在重庆永川的国立十六中读高中，从重庆考到天津读大学。工作后，我又回过重庆三次，1961年出差到重庆，1997年直辖前夕专程回去看看。这两次，重庆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城市面貌变化不大。

　　2005年我去川渝黔调研，再看重庆，已经大变样，和我读书时期的记忆一点都不一样，远看重庆就像香港一样美丽。这说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

　　在北京看展览，遇见重庆展区，我看着都很熟悉，还要告诉其他人，这就是重庆，是那个最年轻但日新月异的新直辖市。重庆和三个直辖市相比，有很大的农村，3000万人口很大一部分都是贫困人口，还有百万移民任务，所以重庆这个直辖市任务最重，不简单啊。记者代表看好重庆

　　李葵南 《新民晚报》主任记者 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皮肤白皙的李葵南是个典型的上海人：衣着朴素，但又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搭配，举手投足间也透出一种优雅。提起1997年为重庆直辖投票，她欣慰地说，当年投了赞成票，现在看到重庆的快速发展，感到很庆幸。

　　1997年之前，李葵南去过重庆几次，对重庆的印象是灯红酒绿，行政效率不够高，观念比较落后。“1997年表决之前，我还特意找了地图来看，发现直辖后的新重庆和原来概念上的重庆是不一样的。原来的重庆不是很大，现在把三峡那一块都包括进去了。”

　　李葵南说，四川省原来幅员辽阔，要管理那么大的区域，对执政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划分成两部分以后，更有利于管理。同时，她相信中央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必然是经过了长期、深入的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因此，她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

　　“最近在电视上看见关于重庆的专题报道，感觉灯火辉煌，夜景非常漂亮。看见重庆发展那么快、那么好，我真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去重庆看看。”

　　李葵南说，重庆的发展不是很平衡，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很高。希望重庆以后更关心民生，特别是那些贫瘠的农村地区，在土地出让、以及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中，不要让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同时也要让三峡移民安居乐业，让老百姓都因为自己是重庆人感到自豪。当初投票一点没错

　　薛慕煊 上海大学外语学院退休教授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薛慕煊对重庆的了解是从历史课本和小说中开始的。“红岩、渣滓洞的故事我听了很多”；抗战期间，重庆还成为了“陪都”，当时国民政府以及很多上海人、江浙人都迁到了重庆，这不仅奠定了重庆现代化的基础，而且造就了重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不仅如此，这段历史还为若干年后重庆的直辖奠定了某种心理基础。

　　薛慕煊还记得，当时为重庆直辖投票之前，有关人士专门介绍了重庆的情况，“我听完的第一感觉是，直辖以后的重庆很大，一下子成了四个直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薛慕煊还了解到，之所以要将重庆设为直辖市，是为了建设三峡工程。

　　虽然后来也没有去过重庆，但薛慕煊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到，重庆这些年发展非常快，建了很多高楼、高速公路，变化也非常大。他欣慰地说，自己当初投的赞成票一点没错。应好好开发红色旅游

　　张光明 原宜昌市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和湖北省委副主任委员 84岁 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对于重庆直辖，我非常赞成，非常支持。”1983年到1998年，张光明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亲历了全国人大对三峡工程的讨论和争议，“三峡工程到底建不建，三峡蓄水采用165米方案、185米方案还是200米方案，这些讨论我都参与过。”

　　“我了解三峡工程，知道保护三峡的生态环境和完成百万移民有多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直辖市去挑起重担。”张老回忆，代表们当时曾私下议论，“在中国，做市长难，做重庆的市长更是难上加难。”通过重庆直辖决议后，不少代表呼吁：“中央多给重庆点支持吧！”

　　1939年，当时16岁的张光明在重庆住了半年，经历多次轰炸，“现在想起当年的空袭警报还有种莫名的恐惧，重庆能在大轰炸的恐怖中坚持到抗战胜利，是座伟大的城市。”

　　1945年，张光明也在重庆，“对于日本的投降，大家感到有些意外，我和整座重庆城经历了狂喜的时刻。”之后的47年，张老暂别了重庆。“1992年，我故地重游时，对重庆的发展不太满意，那时的重庆，市政建设远不如武汉。”

　　张老建议重庆：重庆主城的红色旅游，渝东南山区的原生态森林旅游，“要是很好的开发出来，那是了不得的。”重庆要好好研究巴人的历史，为重庆人找到联结心灵的纽带。这个直辖市内涵不一样

　　江荣生 原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校长 素质教育专家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7年3月14日那天，一拿到关于重庆直辖的材料，江荣生的第一感觉是“重庆的机遇来了”！城市政治地位的提升必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直觉也告诉他，重庆是个内涵不一样的直辖市，这个中国最大的直辖市，有着广阔的农村，她的辖区内山大、人穷。

　　此前，江荣生在1976年到过重庆，他说，那时街道破旧，经济萧条，抱着很高期望值游览的红岩遗址，也失望而归。80年代游三峡，整个奉节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旅馆，招待所里没有热水、连电扇都没有。这些，就是当时江荣生直观印象中的重庆。

　　江荣生说，我心里清楚，重庆直辖是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在赋予重庆地位的同时，更是赋予它艰巨的任务。尽管当时西部大开发还未明确提出来，但重庆的直辖肯定将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

　　直辖后，江老从未来过重庆，但他说，在电视里看到重庆的夜景很美，比武汉要强。去年，重庆能战胜如此的大旱让人钦佩。他肯定地说，直辖给重庆人带来的豪情是重庆战胜百年大旱的重要原因。大旱中，重庆市长向四川省长借电的报道让他印象深刻，“这不仅在提醒世人，重庆拥有了与四川平起平坐的地位，更让人觉得川渝是骨肉弟兄，所谓的川渝之争只是两兄弟的小口角。”

　　江荣生想告诉重庆，较之3个老直辖市，她的起点低，千万不可因自己是直辖市而夜郎自大，要多向兄弟省市学习。他期望重庆：她的综合实力要与北京、上海比肩，这样的直辖市才更具有说服力。渝黔彼此借光

　　王录生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建贵州省委主委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尽管重庆直辖后，与贵州交往不很活跃、突出，但实际上，在西南地区，渝黔两兄弟互补性最强。”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看好两省市今后的合作前景。

　　王录生学的是经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在当地媒体看来，王录生分析问题的角度总是与众不同，他总喜欢换一种思路。“两兄弟不仅要互动，还要彼此借光，这样贵州、重庆今后的合作空间才能越来越大。”

　　“重庆到贵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贵州的煤矿、旅游、水力等资源陆续吸引了重庆资金前来掘金。”王录生说，重庆珞璜、九龙火电站每年就要购买数十万吨贵州煤。

　　其次，靠近重庆的黔北10多个县，近年来陆续建设重庆的菜园子、果盘子。重庆市民餐桌上的反季节蔬菜、水果如此丰富，其中离不开贵州数十万农户的功劳。

　　又如，夏季是重庆每年的用电高峰期，而贵州进入冬季才是用电高峰，因此，当重庆炎夏之际，贵州正可将“清凉电”源源不断地送到重庆。

　　最明显的，要属去年重庆高温抗旱之际，许多重庆城里人跑到黔北桐梓、赤水、习水、六盘水等地避暑。当地旅游部门统计称，炎夏三个月间，至少有30多万重庆人跑到黔北来消夏、旅游。

　　“还记得1997年3月13日，贵州省代表团72名人大代表分组讨论重庆直辖决议时，仅花了20来分钟，全体代表一致表示赞成。”王录生说，一个省这么多人大代表，对一项决议如此高度一致，这在他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参与的众多表决中，是极为罕见的。

　　王录生说，贵州虽高山深谷，没有平原，但她是一个矿产、生物、水力等资源富有的省份，还有不断增值的旅游资源。重庆直辖10年后，活跃的民间资金特别丰富。因此，今后10年，贵州的资源，如果加上重庆的资金，两者一结合，将转化为两兄弟共同的发展优势。看好重庆的带动性

　　王国昌 中国移动贵州分公司原总经理 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4年起，我便在重庆邮电学院读大学，共呆了6年，说得上是半个重庆人。”出生在贵阳的王国昌说，“当时整个学院的大学生人数还不足1000人，你再看现在的重邮，在校生人数起码在1万人左右。仅从这一点来看，重庆的变化就很大。”

　　“当时重庆市主城区没一座长江大桥。记得在校期间，学校组织学生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时，到渝中半岛还得坐轮渡过江。现在，重庆已变成中国有名的桥梁之都了。”王国昌对重庆的变化喜形于色。

　　不过，比起当时重庆市在西南地区的影响，王国昌认为，直辖后的重庆影响力稍微有些弱化。“我经常出差重庆，往往看到重庆与成都、西安争夺西部龙头的消息，这里面有重庆奋起直追，试图恢复昔日辉煌的抱负，但更多的是，发展心态不平和，有丝急功近利的味道。”

　　实际上，重庆市与周边兄弟省市的关系，既存竞争，又有合作，但合作的成份往往多于竞争的因素。王国昌语气肯定地说：“当重庆哪一天不想做老大的时候，她往往有可能成为今后的西部老大。”

　　重庆是军工企业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基地，军转民推动产业发展起步较早，取得了较好成效。同样，包括贵州、四川在内的兄弟省市，在打造国防军事工业也有比较强的优势。如果据此展开区域协作，共同做大做强国防工业、及军转民产业集群，有助于共同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形成西南地区的龙头。新重庆要敢于张扬

　　青长庚 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名誉副主委 云南省政府水电开发顾问 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眼前这位81岁高龄的矍铄老人，是国内著名水电专家、教授级高工青长庚。

　　1997年3月14日，出席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青长庚表决重庆直辖市决议时，投下了赞成票。“重庆市直辖，云南代表团83名人大代表没有任何异议，在前一天的分组讨论中，不到半小时，大家就统一了认识。”青长庚说。

　　重庆直辖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设立特区、海南设省后第3次重大行政区划调整，寄托了国家对于重庆的期望。青长庚每天都要收看新闻联播，也非常留意有没有新重庆的新闻。

　　不过，这让他失望了。“除了天气预报提及重庆外，在新闻联播里很少看到重庆的变化。”青长庚不无遗憾地说，同样，重庆城市形象、旅游景点也很少在央视等有影响的全国媒体露脸。

　　“重庆的全国性攻关太弱了，在这方面，应向云南学习，多向世人展示直辖后重庆的最新变化，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到重庆消费、旅游、投资。”青长庚建议，重庆都直辖10年了，既要甩开膀子往前冲，又要敢于自我张扬，让更多的世人感觉重庆的变化、体验重庆的魅力。符合当年投票预期

　　缪以瑾 云南省昆明冶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因为四季如春，加上云南人家乡观念比外省人浓厚，很多人都不愿迈出家门。重庆人确实敢想敢干，我一出家门，什么卖菜卖水果的、开馆子的、修公路的、开发房地产的，都不乏重庆人的身影。”缪以瑾这样区别重庆人与云南人的特点。

　　对重庆人有如此好感，源于缪以瑾直辖前到过重庆，山城人真辛苦，到处坡坡坎坎，但市民没有丝毫怨言，早已习以为常，日复一日重复爬坡上坎的生活。

　　“是特有的生活环境磨炼了重庆人吃苦耐劳的品质。”缪以瑾认为。不过，让她体会最大的变化，还是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对外交通的大大提升、改善。

　　“有时收看到‘鸟瞰新重庆’，我都不会摁遥控器换台。看到重庆市到处高楼大厦、立交密布，高速路发散状似的，通向四方。一到晚上，解放碑、主城几条滨江路灯火辉煌，就感觉重庆大都市的气派呈现眼前。”缪以瑾说，这就是直辖给重庆市带来的巨变，符合10年前设立重庆直辖市时投下庄严一票时的预期。像“发现云南”一样“发现重庆”

　　格桑顿珠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我对重庆有限的记忆中，重庆市由码头文化、红岩精神、移民文化所组成，这些多元文化造就了重庆人勤劳、团结、勇敢、不排外的特点。”格桑顿珠如数家珍似的，点破了重庆人的骨子。

　　但在格桑顿珠看来，重庆直辖后，却没有一张在全国叫得响的城市文化名片。“直辖10年后，如果重庆要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城市文化必须更具竞争力、活力。”

　　格桑顿珠到重庆时，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一手策划、向全世界推销“香格里拉”的时候，“说到底，对迪庆香格里拉的发现是一种文化发现。”格桑顿珠介绍，上世纪50年代，当云南借助于某些走红一时的影片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展示于世人面前时，她还只是一个被猎奇、观赏的对象。当时，当人们欣赏着迪庆、乃至云南的神奇与美丽时，还必须忍受她的封闭、贫穷与落后，就像一枚漂亮的野果，看似诱人，真去品尝，才发觉其间有种苦涩的味道。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长足进步，对迪庆、云南的“发现”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时的“发现云南”，不再是简单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资源的富足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出由衷的惊叹。

　　同样，重庆也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三四千年前，以重庆为中心地带的大片地区，便已形成强大的“巴”文化。格桑顿珠说，远古作为巴国故都的历史记忆似乎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早已变得模糊和生疏，陪都的辉煌、直辖的风光也因为缺乏文化的开掘，而有被雨打风吹去的可能。记者曹阳陈林 杨娟 王中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