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为何能轻易搭上穷人的“便车”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中国当前应当谨防富人搭穷人的便车。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公共政策上,不乏富人以及中产人士搭穷人的便车的现象。很多政策,以穷人的名义制定,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
汤敏先生提出“谨防富人搭穷人的便车”的观点,可谓一石二鸟。其一,恰逢在“两会”期间,能吸引代表委员和公众的关注目光,进而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重视;其二,更为重要的是,能集思广益,避免政府在今后的公共政策制定中重蹈覆辙。
学者汤敏用鲜活的生活事例,列举了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诸如汽油、水、电以及大学收费等“富人搭穷人便车”现象,并形象地归纳出令人折服的观点:穷人坐的车,都是政府开的,只是富人钻了空子,抢上了座位。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个观点和结论。然而,笔者觉得,唯一缺憾的是,这位权威专家,没有分析造成富人搭穷人的便车的根源及破解之道。对于这个问题,作为一介平民,我无法给出一个绝对准确的答案,但对这些年来,之所以富人搭穷人便车愈演愈烈,从而导致民怨沸腾,没有实质性的改观,笔者则有着自己确信无疑的看法。
首先,“蹩脚”的分配体制。在市场机制使得收入差距增大的情况下,再分配体制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调节器”。可是,在我国再分配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甚至在某些分配环节上,反倒加拉大了富人与穷人的距离。比如说,税收是调节富人与穷人差距的有效杠杆,在美国,仅累进所得税一项,就使最低收入者群体和最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差距,税后比税前缩小了好几倍。而我国“一刀切”的个税征收模式,不但不能有效缓解贫富不均,有时甚至起到反向调节作用。还有,正在被“两会”代表委员声讨的利息税,其实,中国人有积蓄的习惯,存款者大多是中低收入群众,它对这些人的边际效应十分明显,群众反映较大,而这些人恰恰应是政策惠顾的对象。
其次,“滞后”的施政理念。现代执政理念告诉人们: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中,要有超强的管理技艺和治理智慧,否则,再好的公共政策,也会在执行过程中“跑偏”,甚至于“脱靶”。比如,有些地方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于政府“偷懒”,将落实低保对象的“大权”交给居委会。可居委员会也懒的去调查居民实际收入状况,于是就出现了使用手机者和养宠物等,不能享受低保的荒唐标准。另外,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分配中也是如此,“大款”开着宝马车住经济适用房就是明证。
最后,“堵塞”的利益表达机制。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需要看到的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这种利益表达机制渠道往往是不畅通的,更多是“堵塞”的。比如讲,近年来,在此起彼伏事关民生的涨价狂潮中,即便政府举办听证会,也很少有“穷人”代表,况且,本来站在中立立场的专家学者,也一屁股座在“富人”的板凳上,向政府建言献策。难怪乎,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针对农民代表比例过少,农民工代表更少的现状纷纷提出质疑。
因此,在笔者看来,要彻底改变“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怪状,一方面,政府要理顺分配体制,努力使再分配真正成为,缩小富人与穷人贫富差距的“调节器”;另一方面,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要增强管理技艺和治理智慧,确保政策落实“不走形”;此外,要畅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在事关政治和民生领域的各个方面,“穷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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