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名县市长取经 医保“番禺模式”

　　109名县市长取经 医保“番禺模式”

　　本报记者 王小明

　　3月12日，广东珠江宾馆。

　　“一定要稳步、审慎！”陈文辉语音铿锵有力。作为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的他，正不遗余力地向台下109名县市长布道“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同）。

这些官员们风尘仆仆地赶来参加2007年“新农合”业务发展论坛。

　　尽管相比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这次论坛并不为外界所瞩目，但这并不能妨碍代表们争论的热情。引起代表们兴趣的是番禺医保模式——管办分离、保险公司托管。

　　在“新农合”推广者们眼里，这次论坛正是承年初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新农合工作会议余韵而来。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郑重宣布，新农合今年进入全面推进阶段，2008年完成全部农村地区的覆盖。

　　尤为外界所关注的是，番禺医保模式中，商业保险公司的介入。人们关心的是，保险公司能否在这种游戏中耐心博弈下去；番禺模式在财力不那么雄厚的地区有无推广价值。

　　而保险巨头显然已经等不及了。中国人寿（601628.SH, 2628.HK, LFC.US，）已经率先作出部署，要在包括新农合在内的农村保险市场抢先着陆。

　　番禺模式

　　3月13日下午，陈先生正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医院办理出院手续。陈是石碁镇村民，5日前他因车祸入院。

　　陈先生需付的总额是3207元。驻院的中国人寿专管员很快帮他算出：扣除自费部分的320元和起付线的200元，按当地的新农合政策，陈先生可在结算现场报销（3207-320-200）×80%=2149.6元。

　　这是番禺当地村民参与后的一幕典型图景。就在年初西安那次全国新农合会议上，广东番禺是唯一有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并被评为全国新农合先进试点的县。

　　与全国一样，番禺的农村合作医疗在上世纪80年代濒临解体。1992年开始恢复农村合作医疗。当时的运行机制五花八门，运行成本也居高不下。

　　上下求索多年之后，2005年起，番禺推出“新农合”。当地政府决定采用政府监督、商业运作的模式开展番禺区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通过“征、管、用”相分离的运作机制，政府拨专款购买服务。

　　中国人寿通过招标被选定为专业管理服务提供商。区财政每年就此向中国人寿支付228万元管理费。

　　2006年番禺成为广州下辖区。区划调整后，番禺将城镇居民纳入医保范围。2006年参合人数556250人，其中农民占总人口数93％。

　　其具体方案以2006年为例可看出端倪。2006年，番禺当地筹资标准是120元，其中区、镇财政补助50%。全年筹资6675万元，其中区、镇、村集体和个人分别出资2040万元、1294万元、1932万元和1409万元。

　　据中国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上述新农合方案是按该公司提供的基金测算模型，按年度90%的基金使用率进行设计，2005年年度结余10.14%，预计2006年结余5.02%，基金基本可以保障安全运作。

　　对于新农合基金的收缴与报销费用支出管理，中国人寿与当地财政实行双重监督的封闭式运行模式。即每年底，各村委收取农民缴纳的资金后，核对汇总转至当地财政所，再由财政所划入区财政局新农合专户储存。次年每笔资金的划转，都要经区农合办审核后，方由财政局的专户划至新农合管理中心。

　　而在具体的农民报销方面，则在出院时当场扣除，现场报销由各定点医院垫付。之后每月底服务管理中心根据医院实垫费用通过银行划转给医院。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捍东向本报表示，未来广东将着力在珠三角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推广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的新模式，而提倡采用的模式也将是基金型的番禺模式。

　　据中国人寿广东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继番禺之后，该公司在2006年上半年与广州市辖下的南沙、花都和从化签署基金模式管理协议，当年三地累计筹资逾6000万元；2006年底，又与广州辖下的萝岗、增城签署了合作协议。

　　保险公司与地方的博弈

　　究竟新农合中要不要引入商业保险公司？这在不少地方仍是个争议中的话题。

　　在保险业人士看来，引入保险公司是不二之选。“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专业服务实现公共管理功能，政府实现了从‘办’到‘管’的职能转变。”陈文辉认为，保险业利用在精算技术、服务网络、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资源，其优势显而易见。

　　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杨书廷也向记者表示，引入保险公司后管理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人寿2004年开始承办该市8个县区338万农民的新农合报销补偿服务。支付服务移交前，新乡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共有544人，每年需要经费上千万元，而移交中国人寿之后，全市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减少到50人，每年也只需150万元。

　　但诸多成本、效率方面的优势，某些强势的地方政府却并不买账。其中尤其以地方卫生部门抵触情绪为大。

　　“就一个具体执行新农合的县，建立新农村合作医疗局，至少是以一个副科级的建制解决了不少政府中的编制问题”，一位保监会的官员表示，不久前他去某中部地区调研时，明显感到了对方卫生部门对保险公司的“警惕”。

　　中国人寿某省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亦透露，不久前某地级市政府向该公司表达了想在新农合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但因当地卫生局的抵触情绪，这一计划目前仍在搁置中。

　　事实上，随着新农合试点的深入，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的份额已出现下降趋势。

　　按陈文辉的说法，2006年，全国新农合新增试点755个县区，而保险公司参与的只增加了3家，占比远低以往。

　　“如果地方政府不惦记着钱和权，就都会放给保险公司”，江苏某市市长在与陈文辉交流时道破玄机。

　　契约型与基金型优劣之争

　　番禺医保模式的成型，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曾遭受挫折的“三水模式”。

　　2003年5月，太平洋人寿广东分公司与佛山市政府合作推进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新农合的试点工作，首期参保人数为27.9万人，首期参保率达到98.9％。

　　当时的“三水模式”是一种保险公司完全风险兜底的做法。据知情人士介绍，当时所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收缴资金全部划入太平洋人寿的专用账户，由该公司进行管理。

　　对于该账户的资金，三水区政府每年从中提出30万元作为基层单位的征收和奖励费用，太平洋人寿从中提取120万元作为业务管理费用，剩余资金全部用于医疗补偿。

　　此外，双方协议还规定，此专用账户资金实行年度结算，亏损由保险公司承担，节余则转入下一年度。

　　然而，上述约定很快出现了问题。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增大保费规模的渠道，结果却是一个无底洞”，一位原太平洋人寿广东分公司的中层干部告诉记者，由于精算模型和操作时人员费用比例过高，实施当年，赔付的比例就超过100%，保险公司面临巨亏风险。

　　最终，试点一年的“三水模式”在保险公司的要求下戛然终止，而三水当地的新农合业务也转向类似“番禺模式”的基金型管理。

　　陈文辉向记者表示，在目前保险公司参与的66家试点中，仍是基金型、契约型与基金契约混合型三者并存，但中国保监会较为推崇的是保险公司不再承担盈亏的基金型。

　　中国人寿的“新农村算盘”

　　无论如何，保险公司都感受到了政府推进新农合的坚强决心，其中蕴含的商机不言自明。

　　中国人寿副总裁刘英齐表示，2006年，该公司在9省市的48个县（市、区）参与新农合项目，覆盖农村居民1740万人。这在全部参加试点的6家公司中占到地区数量的73%和人群覆盖的81%。

　　中国人寿并不满足于此。

　　“今年总裁室高度重视，把新农合等政策性业务的发展列为2007年六大重点工作之一”，刘英齐表示。

　　刘进而表示，2007年中国人寿计划将开办新农合业务的地区提升到70家以上，覆盖农村居民也提升到3000万人以上。

　　然而，以收取管理费为主的中国人寿似乎投入产出并不见佳，以目前作为范本的“番禺模式”为例，区区228万管理费收入与其广东分公司上一年度的170.96亿保费收入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由于新农合资金全部列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中国人寿显然也无从获取利差益。

　　但保险业内人士显然看得更长远些。

　　“（新农合业务）打平也是盈利，可以分摊公司运营的固定成本，又可以开发客户”，陈文辉表示，目前被列为范本的江阴与番禺，也都只是基本打平；而在新乡，尽管账户亏损，但带动了新业务的增长。

　　而中国人寿高调推动新农合业务，也是为其“两乡”攻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