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晦赵若昀

　　13日，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修改稿中，为进一步鼓励公益性捐赠，将有关扣除比例提高了2％，这引起了代表的关注。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0％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一规定，已经比现行的公益性捐赠扣除比例提高了7％。而在草案修改稿中，这一比例进一步由10％上调到12％。（3月14日《中国青年报》）近年来，伴随着大量富人的涌现，民众期待的慈善家却寥若晨星，这自然引起舆论的口诛笔伐。可事实证明，口诛笔伐苍白无力，企业家和富豪并没在民众的谴责声中改过自新。应该承认，国内的捐赠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是诸多富人不愿意捐赠的原因之一，但是政府的税收杠杆乏力，无法激起富人的捐赠热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审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修改稿中有关扣除比例的一再提高，从3％到10％，再到12％，就不难看出其中的深意，那就是加大税收杠杆力度，引导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捐助公益事业。过去，在用来反衬国内富人的吝啬习气时，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美国等西方社会企业家和富人的慷慨大度。殊不知，人家的慷慨并非与生俱来，正是税收引导的结果。如，在西方国家，向社会捐赠可以免税，而将遗产留给子孙却要缴50％～80％的遗产税。美国的遗产税从150万美元算起，以50％的比例起征，最高比例是80％。这一导向，使人们乐意慈善捐赠，从中体现人生价值，获得美名。

　　开征遗产税也是近年来争论的热点。反对方，如包括厉以宁在内的不少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开征遗产税是“劫富济贫”，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不利于我国中产阶层的壮大。应该说，这个担忧不无道理。但提高捐赠企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有关扣除比例，却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一则，可以刺激更多的企业家和富人积极投身慈善事业，逐渐形成良性循环。二则，可大大消除民众的不满情绪，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和谐。

　　当然，看到了优惠政策积极作用的同时，却不能对慈善机构运作不透明、善款被挪用占用等问题对这种热情的冲抵作用低估。为此，笔者认为，目前官方或半官方垄断慈善事业的局面必须尽快扭转，应该立法允许民间热心慈善事业的组织和人士从事慈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提高慈善组织的运作水平和透明度，从而消除企业家和富人的后顾之忧，使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