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首宗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续:中国逐渐扮演主角

　　广州首宗温室气体买卖调查

　　“这个冬天，出奇地暖和”——无论是远在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还是近在广州的市民，都有着这种相同的感受。纷现世界各地的反常天气，凸显出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而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2月5日，一起被媒体称为“空气买卖”的交易在广州举行了合同签字仪式，买卖的双方分别是英国爱斯凯公司（ICECAP）、广州惠景环保技术公司。而在这家英国公司的背后，是欧洲和日本的诸多电力巨头。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将这些不同国家的公司联系在一起。

　　两年前，“温室气体减排”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非常陌生，ICECAP中国首席代表黎兴说他曾经费了20多分钟给中国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级工程师解释这个概念。

　　而如今，5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换回了5000万美元资金，听起来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究竟有哪些条件？它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形势有着怎样的联系？连日来，本报记者进行了一系列调查采访，以期揭开广州首个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案的过程以及它对我国其他同类企业的借鉴意义。

　　2007年2月5日，英国爱斯凯有限公司（ICECAP）与广州惠景环保技术公司签订合同，将在未来五年购买广州兴丰垃圾填埋场5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总价预计达5000万美元。

　　广东第一起排放权交易

　　根据合同，广州惠景环保技术公司将为兴丰垃圾填埋场投资经营甲烷发电项目。据了解，广州兴丰垃圾填埋场现在每小时产生约2000立方米的填埋气体，其中大部分是甲烷，甲烷是《京都议定书》列明的六种温室气体之一，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预计到2012年，该项目将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0万吨，英国爱斯凯公司则购买这部分气体的排放权。

　　这是广东省第一起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案。而这种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基础，则是两年前实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京都议定书》）。

　　2005年2月16日，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按照其规定，从2008年～2012年期间，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每分解一吨标准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就可以多排放一吨标准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也就是获得一吨排放权。这样就形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发展中国家则向发达国家提供温室气体减排量。

　　然而，“温室气体减排”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很陌生，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现象日益被关注，和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宣传，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产生兴趣，2006年10月就有14个英国企业组团来到广东，想要购买广东二氧化碳的排放权。

　　是不是“天上掉馅饼”？

　　对于兴丰垃圾场来说，开展这种合作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就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资金和技术，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那是否所有的垃圾场都可以如此进行CDM操作呢？英国爱斯凯有限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黎兴对此予以否定。

　　“首先对企业的资格审查是很严格的，无论是注册资本、规模大小都要达到一定标准，首先是企业的行业历史；其次，企业要有可提供二氧化碳减排的潜力，要具有国家发改委下发的CDM资质认证。同时，该企业自身还必须不承担减排责任，而且没有政府公共资金来源。”

　　事实上，英国爱斯凯有限公司管理着一个名为Icecap Carbon Portfolio的碳基金，基金参与者是来自欧洲的大型能源类企业如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希腊国家公共电力公司以及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到2012年，爱斯凯碳基金可以购买高达1500万吨碳减排额度，用于完成基金参与者的减排任务。

　　“我们扮演的是基金管理者的角色。”黎兴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贸易合同， 如果爱斯凯公司能按期获得5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那爱斯凯就可以完成基金参与者的减排额度。再根据上述三家企业的资金投入比例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这一切都要在2012年12月31日前完成。

　　CDM的最大风险来自天气

　　“CDM的法律框架就是《京都议定书》，而它的有效期是2012年12月31日。在这之后，减排就没有法律保障了。但是2006年11月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要议题就是‘后京都’问题，即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我认为未来的约定会更严格。”黎兴说。

　　对于爱斯凯公司来说，无论在哪个国家，想要做成一个CDM项目，至少要经过一年的时间。而与兴丰垃圾场的洽谈过程从2005年就开始了。首先项目要完成国内审批，要由国家发改委审核所申请的具体项目，企业获得项目批准后，再向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申请减排量注册，经注册的减排量就可以转让给外国。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比较多，所以时间相对比较长。

　　黎兴认为：“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可以获得的利润太大了。”

　　在兴丰垃圾场与爱斯凯公司签订的项目中，兴丰购买设备和技术的前期投入来自于广州惠景环保技术公司的投资，等到可以利用甲烷进行发电之后，国家发改委和联合国有关组织每年都会对二氧化碳减排量进行核实，而爱斯凯公司根据审核结果支付排放权购买费，“支付周期为半年或一年，目前价格为每吨10万美元。”黎兴说。

　　而且，即使兴丰完不成500万吨二氧化碳减排额度，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这是在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因为需要考虑到诸如天气等不可抗力的因素。

　　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想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量，不仅要向发展中国家相关企业提供资金，同时还要提供技术支持。

　　但CDM项目风险还不太为人所知。黎兴说，风险最主要来自于天气。如果下雨少，空气不够湿润，那产生的甲烷气体就会减少，发电也会相应减少。一旦完不成减排计划，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方都会造成利益缺失。

　　每吨成本只有7至8欧元

　　从广义上来看，任何有益于温室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回收或吸收的项目都有潜力成为CDM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涉及以下几大领域：电力、煤炭、化工业、交通、林业等。

　　据统计，2006年世界排放权交易总额达到280亿美元，为2005年的2.5倍，换算成二氧化碳的交易数量达到13亿吨，为2005年的两倍以上；CDM项目成交额也同比增长15％，达到约32亿美元。但由于内部交易成本偏高，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用CDM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中国成为首选。不过也有专家表示，这样导致发达国家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项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CDM项目究竟是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买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华看来，外方购买减排额度是受利益驱动的。在减排义务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在国内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所需的成本为80美元，而通过CDM所需的成本只有7至8欧元，减少了80%以上。此外，发达国家还可以通过 CDM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设备，扩大了市场。

　　CDM：中国唱主角

　　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月底，全球已经获得注册的CDM项目约为500个，中国政府批准达到了300个，其中37个已经获得了注册，可以向国际碳市场正式销售。目前中国可以提供世界CDM市场所需项目的一半以上，约合1亿～2亿吨二氧化碳减排量。

　　《京都议定书》生效确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是各国的现实任务。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尚未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分配“减排配额”，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长期不承担环境保护义务。

　　虽然从人均排放量看，我国目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据统计，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将在2025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对此，我国已经开始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

　　背景：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议定书规定，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

　　《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中国2002年8月核准了议定书。欧盟2002年5月正式批准。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字。

　　美国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