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屋的男孩儿画

　　说来惭愧，我们两个所谓的书香弟子也不能脱俗，竟在我怀孕的那年贴了满屋的男孩儿画。从光了屁股在床上吮着指头儿的到七八岁在茵茵草地上捉蜻蜒的，个个虎气十足，人见人爱。于是又有懂行者看了我走路的形态，查了育儿之秘诀，断定我腹中胎儿为男性无疑。

有我即兴的文字为证：啊，你是堂堂男子汉，母亲将在你宽广的肩头歇息！丈夫自是得意，场场世界杯必拉我坐在身边“胎教”。倘若小家伙此刻真的在肚子里动了一脚，丈夫又高兴得从沙发上弹起来，仿佛他便是那个未来的球星爸爸了。

　　一切来得自自然然。在我为了儿子的到来全然忘却刚刚经历的所有痛楚时，我的被倒提着的小宝贝屁股上猛挨了一掌，随着哇的一声惊天动地，麻利的护士一转身，我的孩子便像食堂窗口里推出的包子馒头，赤条条赫然展示在我的面前：“看清楚了，妹子！”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们没有失落，也没有激动，一切似又全在意料之中。左右隔壁婆婆老老闻讯出得门来，又有蹒跚学步的小哥哥小姐姐或嚷嚷或踮起脚，我就拥着女儿俯就身子，一一满足他们“看毛毛”的要求。那时候我们住着老式的外走廊宿舍，那走廊也绝不像现在的阳台用了各色玻璃封闭。走廊里那天满是春天的朗照，时有燕子打我们头上倏尔飞过。从此，走廊里又多了飘扬的“万国旗”，多了我唠叨的“妈妈经”，多了丈夫的大手做成的“摇篮”，多了一个爱哭爱笑的小小女孩儿。

　　其实，想生个男孩也是想让老人高兴，老人却比我们开明。孩子的爷爷先来信，给孩子取名为“星”，说是“星城的星星”“希望之星”；外公为孩子命名“可意”，取称心如意之意。难却两位老人心意，我们不知取舍。外公当仁不让，说“可意‘是从《辞海》得来，且琅琅上口。几经信函反复商量，最后爷爷只好让步，女儿才正式得名可意。有同事问：“何谓‘可以’(音误)？”我一乐，顺口答：“男孩不肯来，女孩也‘可以’啦”，众人都笑开来。

　　一句玩笑话，引出一个真实的故事。厂里的女工委员、工会主席得知我们“重男轻女问题严重”，齐齐登门，与我谈心，从“时代不同了”到“三八红旗手”，从“红色娘子军”到“工厂半边天”，总之是你们万万不可重男轻女，你们没有任何理由重男轻女！我试图解释，满屋的男孩儿画又成为思想政治工作新的素材。于是洗耳恭听，于是又不断地点头。

　　末了，工会主席用他的北方语音强调总结：“生男生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男孩女孩统统都是祖国的花骨朵！这女娃的名儿，我看还得改，光是‘可以’，不行的啊！”

　　20余年过去，当年的“可以”已长过我俩的肩头，在人生的路上快乐地前行。她可记得家乡的亲人、门前的燕子？可记得走廊里的哥哥姐姐？可记得春天里那片和熙的夕阳？

　　我想她是记得的。然我又歉意着，想起那满屋的男孩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