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新闻出版组日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常城委员发言时谈及自己的百岁父亲在两会前因病去世,“我们家拼了全力,我是最年轻的,再加上两个人……还忙不过来……发生在我身上的,尽管是个案,但据了解,不少大中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问题。
针对这条消息,《北京青年报》3月11日发表张天蔚撰写的社评指出,“不恰当的医疗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动摇、销蚀医德的重要因素。”“医疗制度,则必然造成‘医德’滑坡。”“与其将唤回医德的希望寄托于法律,不如更多地关注新的医疗制度设计。”
谁导致了医德滑坡?是医疗制度吗?拿制度、体制说事其实是许多人的逻辑。在轰动一时的哈尔滨“天价医疗事件”中,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就认为,医德滑坡是体制问题。王雪原说:“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体制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这种思维值得商榷。应当承认,现存的医疗体制到了必须动大手术的时候,“坏制度使好人变坏”,医德滑坡的确与制度有关,但不能简单把医德下滑的原因统统归结为制度。在现存的医疗体制下,我们不是也有华益慰这样的人民好军医吗?而在现有医疗体制设立以前,也难说医生个个宅心仁厚、悬壶济世。符合常理的是,即便体制再恶,也有好医生,即便体制再善,也有宵小之徒,区别在于多寡而已。一味把矛头指向医疗体制,反而会遮蔽医生本该承担的责任,使某些无良医生做起恶来有恃无恐、心安理得。
从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出发,从最朴实的普适原则出发,医生和护士都应该善待患者,但是,常城委员三番五次请不来护士,某些医生的劣行已经违背人性,令人发指。这难道是体制的错?没有人性之恶吗?
坏制度中可以诞生出好制度,好制度也可能沦为坏制度,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人,如果不扭转人性之恶,再好的制度也达不到让人向善的目的。最让人悲哀的是,道德滑坡绝不仅仅存在医疗界,其他不少行业和领域也都是如此,单纯的医疗体制怎能毕其功于一役?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陈海啸所言:“缓解这一(医患)矛盾,一定要从医德医风建设、制度设计、人性化监管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行。”遏止医德下滑,体制改革是一方面,如何让医务工作者保持慎独是另一方面。惟有如此,常城们的眼泪才不会白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