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不能只寄望于更高的权力

　　中国腐败的难治，跟体制弊病和更高权力有关，也与更高权力之外的人对腐败的放纵、漠视和顺从有关——人人寄望更高权力反腐，自己却置身于反腐之外，反腐其实应是全民的事，而非仅仅是中纪委、检察机关、监察部的事情。

　　北京团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王永炎认为，检察机关应该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防止像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这样的腐败大案再次发生。他举例说，郑筱萸任内审批了一批“预防药”、治疗“后遗症药”，而目前国际上根本没有这两种药，审批的两种药“简直是笑话”。(《北京晚报》3月15日)

　　郑筱萸敢审批这两种“填补国际空白”的药，确实是个大笑话，由此可见药监部门腐败到了何种程度——可笔者以为，“看笑话”的王代表说出这番话同样是个笑话：作为业内著名专家，明知郑筱萸审批这两种药是个笑话，为何郑在任时不敢揭出这个笑话，只在郑成为“死老虎”后才讲？作为一个受民众委托监督公权的人大代表，是有权通过质询、批评等权利对郑筱萸进行监督的(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在去年的两会上对药监官员进行了高调的质询)，自身有权不用，为何仅仅指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

　　当下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人提起官员滥权时都是咬牙切齿——可“人人喊打”落实到现实中，都不是自己去打，而是都指望别人，都把反腐重任推到了别人身上，指望纪委等专门反腐机构反腐，指望更高权力出拳反腐。这种“把自己撇在一边依赖别人”的反腐惯性在两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针对前段时间揭开的一批腐败大案，动辄有人大代表要求哪个部门要强化反腐、加强监管，动辄有人在网站留言要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对权力进行约束云云。

　　首先是人大代表不应该仅指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把反腐任务全推到更高权力身上，因为人大代表本身是有权对官员行使监督权的。比如像人大代表王永炎，既然早知道郑筱萸在任时审批那两种药“简直就是笑话”，完全可以像钟南山那样利用代表或委员的身份在两会上对药监部门进行质询，从而起到约束郑筱萸的作用，怎能等郑成为“死老虎”后再来讲这个笑话，这时候讲笑话还有什么意思？不错，由于体制的约束，人大很多时候行使不了监督官员的职权，但并非完全监督不了，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和既有的一些政治资源，负责任的代表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起监督官员预防其腐败的职责来。一个普通的公民郭光允都能通过不懈的反腐努力把一个省委书记拉下马，何况是手中有权的人大代表？

　　另一方面，就是普普通通、手中无权的平民，也不应都把反腐期待都寄托于更高的权力，指望更高领导、更高部门的反腐，也应从自己的日常行动做起，用一个公民的美德在日常生活中消解腐败的生存空间。确实，基于民权的相对贫困，平民对官员的权力滥用行为有时无可奈何，但完全可以不去挺腐，不去助腐，不融入腐败恶俗。

　　中国腐败的难治，跟体制弊病和更高权力有关，也与更高权力之外的人对腐败的放纵、漠视和顺从有关——人人寄望更高权力反腐，自己却置身于反腐之外，反腐其实应是全民的事，而非仅仅是中纪委、检察机关、监察部的事情。(文/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