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而坚守这个传统的以农村居民为甚。于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在春节前买张火车票回家过年,就成了一件重要事情。这种需求,经济学上叫做“刚性需求”,就是说这种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程度比较低,不论铁路部门的火车票价格怎样调整,农民工大多还是要回家过年的。
当然,还是会有少数农民工因为票价涨了,就不回家或者晚回家。但这部分农民工应该是收入很低的一部分人,否则他们也不会愿意在春节期间做异乡客。可是,如果我们的票价调整就只是让这部分最穷的人作出“反应”,也未免太不够意思了。铁路运输多少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应该实行普遍服务的原则。这个原则当然不是对谁都可以用,但用在最穷的一部分农民工身上,是讲得通的。
有的论者主张春运火车票涨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说票价太低时会有票贩子作祟,既牺牲了农民利益,也牺牲了铁路部门的利益。前些日子,吴敬琏先生提出一个意见,是说涨价后的收入增长部分可以拿来给农民发放补贴,这个意见考虑了农民的利益,很值得重视,但也很值得讨论。
前面我说了,因为涨价,会有一部分农民工不回家过年了。如果一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不回家,他们要不要获得补贴?自然是要的,因为他们在涨价中也损失了福利。这样,铁路部门就要多支出费用,他们就不干了。如果降低回家农民工的补贴,拿出一部分补贴不回家的农民工,那么,回家农民工还是多支付了票价。
更重要的是,发放补贴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假定涨价收益是3亿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哪一个环节管理不好,都可能产生流失。发放补贴本身要消耗资源,这个资源量也不可低估,要铁路部门承担,也是一种不经济。在发放方式上,是事前发,还是事后发?如果事前发,铁路部门要预付资金,还要调动人力物力去“寻找”农民工。如果事后发,农民工可以凭涨价火车票和身份证在家乡车站领取补贴,铁路部门就要调集资金安排好这个事情,因为春运期间农村车站几乎没有票款。更麻烦的,是给不回家的农民工发放补贴,搜寻这部分农民工的成本是很大的。而且,在不回家的农民工中,有的本来不打算回家,如果给他们发放补贴,也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福利损失。
看来,要找一个交易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来解决春运火车票价的问题。曾经有人主张用实名制来卖火车票,我以为这个办法可能比涨价后再发放补贴的交易成本低一些。而且,也不必在每一个火车站搞实名制售票,仅仅在几个票贩子猖獗的地方搞就行了。其实,公安部门如果能加强对票贩子的打击,应该是一个交易成本更低的办法,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春运期间,我国大城市的火车站人山人海,回家的农民工非常辛苦,的确是一个问题。在短期内要缓解这个问题,需要铁路部门有一个积极态度加以应对。在部分城市实行实名制售票的同时,铁路部门还要多开服务窗口,多开进入候车室和站台的通道,改一改自己“铁老大”的习性。铁路部门不妨派人在大型工地售票,就像对大学生那样。从长期看,国家要通过政策调整,让远距离务工农民逐步在城市安家,别再让他们做“候鸟”了。
火车票价格问题的讨论还是应该放在技术层面上好,媒体和网站不要动辄因为谁说了什么话,就说他代表或不代表谁的利益。现在讨论许多事情往往有民粹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氛围,大帽子满天飞,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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