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专思维”和“白专恐惧症”

　　中国观察之王晓渔专栏

　　在本届两会上，21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指出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尚不具备设立院士的条件。提交提案的政协委员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及政治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南方都市报》3月15日)。

2006年夏天，中国社科院推出首批学部委员，推选标准是政治合格、学术领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更接近政治领先、学术合格。入选名单中，历任和在任院所领导占到很大一个比例。

　　5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又红又专”的评价标准延续至今。在这里，首先要追溯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它是如何变迁的。1957年10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可以看出，这里“又红又专”主要针对缺乏专业能力的干部，但是在后来的实际运用中，“又红又专”的主要对象变成了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一部分缺乏专业能力的干部，更是发明了“白专道路”这一名词，并且逐渐形成“专=白”的思维，它不仅有效地束缚了知识分子，还成为这些干部为自己辩护的最佳托辞，在专业上的无知成为“红”的表现。

　　对“白专道路”的批判，在“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这一说法逐渐绝迹。但是，这不等于它已成为历史，一些学术领导的“白专恐惧症”并没有消失，它在很多时候以强调“又红又专”的形式出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先生，最近在博客上撰文表示自己可能被迫去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系萧延中先生迟迟不能晋升教授，张鸣在职称评定会上表示疑义，因此与学院领导构成冲突。著名学者萧延中先生拥有着漫长的副教授生涯，这早已为学界熟知，并且成为学者闲谈中无奈的笑料。当然，嘲笑的对象不是萧延中，而是他所在的学术单位。萧延中先生为何迟迟无法晋升教授？仅仅是因为教授名额问题吗？恐怕不仅仅如此，据说，萧延中先生思想觉悟不高，言下之意，他之所以不能晋升教授是因为不符合“又红又专”的标准。

　　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再次讲到“又红又专”:“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可是，在很多“空头政治家”那里，红与专只有统一，没有对立，这无疑违反了他们绝对尊崇的“矛盾论”。究竟什么才是“红”？紧跟政策就是“红”吗？我们已经见到无数紧跟形势的弄潮儿被历史抛弃。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具有公共关怀，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红”。萧延中具有“不问政治的倾向”吗？他著有《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4卷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8卷本)等书，这些均在国内公开出版并且获得学界瞩目。一个研究毛泽东而著称的学者，绝不是“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从院方不谈具体问题、只是抬出宏大理念的公开回应来看(见《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相关学术领导更像“空头政治家”。

　　大约30年前，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据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东方早报》2007年2月19日)邓小平反对的恐怕并不是“又红又专”，而是有人以此为名批判子虚乌有的“白专道路”。30年前的这个决定，现在没有过时。

　　(作者系上海学者)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