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乘风东进 大明朝开炮迎敌

　　海通以来，岁月蹉跎，中国社会已渐臻法治之道。追溯数百年前中土泰西，彼此由互认为想象的异邦与存在的他者，经由磨合、碰撞终至会通超胜，这些对于我们借鉴既往，瞻视当下尤其具有积极意义。从本期开始，特开设《接触与碰撞》专栏，向读者集中展示这一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敬请关注

　　田涛

　　在人类的历史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创造了彼此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建立起了他们的国家。

因此，也就形成了彼此不同的法律和法律体系。早在几千年以前，当人类只能够用“巫术”解释他们无法解释的自然界秘密的时候，地域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差距似乎并不显著。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东方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区别，是人类在自身进化中逐渐产生的区别。

　　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文化，都源于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同的法律文化，和产生这一法律文化的地理、民族、历史、宗教乃至于习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彼此不同的法律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也只能够伴随着地理的认知、民族的融合、宗教的传播甚至商业的交往和战争的爆发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只有在发现和接触乃至痛苦地碰撞之后，才能判断出彼此的优劣，并且才能够主动甚至是被动地做出改变。

　　在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之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实验科学的西欧，进入了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近代史期。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并且最终将地球的东西两半联接起来。

　　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在这个基础上悄悄地开始，而且这种交流是在沟通不同的法系之间进行的。人类在其不同地域发展的历史上，将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分割成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各自表达方式，但最终历史又使这种分割走向整合。当然，我们不能规定进行这种沟通的文化使者们的价值取向，甚至于那些先贤们当初并不具有今人的“当代意识”，但当我们回过头来去细心地审视那段历史，或者会从中发现其中明显的必然规律的轨迹。

　　明代中叶，当一群群完全陌生的面孔经马六甲海峡接近中国南部大陆时，关于“佛朗机”的记录便大量增加。最初的接触是以带有探险式的海洋贸易表现出来的。不过当时以“中央大国”自封的中华帝国，并不清楚“佛朗机”源于何地。《明史·佛朗机传》称：“佛朗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自灭满剌加、巴西、吕宋三国，海外诸番无敢与抗者。”就连顾炎武在他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称“佛朗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有些文献中甚至认为“佛朗机”是一种炮铳的名称，即“佛朗机炮”，这种说法大约源于中古时代法兰克人曾用炮火轰击过阿拉伯人。近人则考证明代所谓“佛朗机”即对“法兰克”人的称谓，实际指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

　　显然，葡萄牙人的运气不如西班牙人，他们发现了中国，但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像美洲新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在中国没有印第安人那样头插羽毛的酋长和手舞长矛的土著人，葡萄牙人面对着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有他们的皇帝和几十万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军队。当葡萄牙人用鸣礼炮的方式庆祝他们发现的时候，听到炮声的明朝军队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匍匐在地，而是派出军队将这些冒犯者统统抓了起来。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经过了长时间的航海，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登陆之时，据说由于长时间没有洗澡，加之航海条件恶劣，留着长发，浑身体臭逼人的葡萄牙人被称作“红夷长毛”。这些西方人万没有想到他们首先遭遇的是中国的刑罚和牢狱。1517年，葡萄牙使臣被当做“红夷长毛”的贡使，被明朝的官员关押于市舶司，并按照中国惯例将他们解送进京。葡萄牙使团中的随从瓦斯科·卡尔沃和克里斯托万·维耶拉在中国的监狱中寄给葡萄牙人的信中谈道：

　　我们一到广州，便带我们去见布政使。他下令送我们去位于一食品仓库内的牢狱。托梅·皮莱资拒绝进去。狱吏将我们带至几所大房子中。我们在那里被监禁了33天。然后，将托梅·皮莱资及其他6人送往布政使的监狱。这监狱名叫里盘阁。我与其他4人则被分囚于都司牢房。在那里我们度过了10个月的铁窗生活。所有礼品在托梅·皮莱资手中。通常不给我们上手铐脚镣，但对我们严加监视，与其他囚犯隔离。突然Amelcace下令提审托梅·皮莱资及其随行人员，同时召来了马来人。他说国王命令我主葡萄牙国王将从马来人手中夺取的满剌加归还其主。托梅·皮莱资回答说这不是他出使的任务，也不宜由他谈及此问题，从他带来的信可以看出他对此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