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两会上，包括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内的2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取消利息税的提案。委员们在提案中表示，利息税触及最多的是中低收入者利益。
其实，取消利息税的议案，已经连续数年在两会上被提出。
利息税调节收入差距作用有限
记者：国税总局日前有官员对取消利息税的呼声回应道：“从一个方面来讲，这些委员和代表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征收利息税是给他们增加负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全国的富人存款占了多少没有测算。如果存款大部分集中在富人手里，那么取消利息税后，究竟是谁获益？”那么，是不是正是因为利息税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才让政府不愿取消呢？
赵锡军：从收入调节的角度讲，利息税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事实上，我国民间大部分存款确实在富人手里。但税收政策只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之一，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利息税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靠国家财政在社会医疗、卫生和教育上的投入。国外一些国家，对纳税人征收综合所得税，能够更加全面地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平衡贫富差距的作用更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目前是对每种收入都分别征税，未来将考虑进行个人收入的综合纳税。
谭雅玲：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我支持取消征收利息税。因为实际上，富人的财富有更多的投资渠道，而银行存款是很多低端收入人群的唯一投资渠道。因此，利息税更多的是约束了低端百姓，降低了他们的存款收入。我觉得政府之所以在取消利息税呼声很高的现在还没有采取措施，是因为税收政策的出台一定要经过周密论证和一定的法律程序，对现有的政策不会一下子说推翻就推翻。
利息税对财政税收贡献有限
记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利息税每年为财政带来稳定的收入。因此，如果取消利息税，会使财政收入减收。那么这是不是利息税难以取消的原因呢？
谭雅玲：我认为利息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是有限的。有新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入库37636亿元，储蓄利息税459亿元，占比不到1.2%。取消储蓄利息税并不会对国家财政有多大影响，而收取利息税则造成了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在利息税问题上，我觉得政府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如澳大利亚就对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区分对待，实行不同的税率政策。
黄桦：客观上讲，取消利息税肯定对财政收入有影响。因为，利息税是最稳定、征缴最简单的一项税收，只要个人在银行有存款，就有20%的利息税。但是，利息税的征收和取消不应该简单地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贫富差距这两点上考虑。因为，尽管它对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差距确实有一定贡献，但这都不是国家当初开征利息税的根本原因。
我国是从1999年11月开征的利息税，此前，在个人所得税的项目中虽然有利息收入一项，但一直属于免征范围。而1999年开征利息税，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不均，更多的原因是为了调整投资结构和引导资金流向。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证券投资和银行存款是两种不同的投资渠道，一个高风险高收益，一个安全却低收益。从90年代初期起，我国开始培育自己的证券市场。但由于股票的风险性和证券市场的不稳定，老百姓基本上只认准银行存款。而银行存款尽管对个人而言安全性高，但高储蓄率导致银行必须寻找贷款的方式来进行投资。就是说，百姓选择银行存款在一定意义上把贷款风险转嫁给了银行。
取消利息税可能取决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记者：那么，取消利息税的时机何时才能算成熟？
赵锡军：有关部门之所以对取消利息税迟迟不作反应，其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在目前状况下，如果单纯取消利息税，而其他方面的调节手段不能及时跟上，那么距离实现调节贫富差距的目标可能会更远。
黄桦：我国在1999年开征利息税前，已经进行过多次降息，将利息从十几个点降到一两个点。但尽管如此，银行存款还是居高不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征利息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更多意义上是国家为了扶植低迷的资本市场，将过高的百姓存款引导到证券市场，从而改善居民投资结构，调节社会资金流向。而最近一两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证券监管的加强，股票市场逐渐火爆，百姓投资股票热情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利息税实际上已经对调节资金流向和投资结构方面不再有意义。这也是取消利息税呼声越来越高的原因。但是尽管从大环境上看，取消利息税是可行的，但国家会担心税收政策的频繁变动影响不好，特别是利息税关系亿万百姓的切身利益，影响深远。因此，利息税的去留政策，国家会十分慎重。
正如当初开征利息税的主要目的是调节资金流向，如今要让政府决心取消利息税，也只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目前，我国股市刚刚从熊市进入牛市，发展还不太稳定，利息税的取消必然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我想这可能是政府迟迟未对取消利息税作明确回应的根本原因。（张艳丽）(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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