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和“女人”的区别在哪里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有两个提案跟“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有关系。一是全国政协张晓梅委员建议将三八“妇女”节更名为“女人”、“女性”或“女子”节；二是全国政协李汉秋委员提出要把三八“国际”妇女节，更名为“中国”妇女节。

　　InternationalWomensDay本来就是国际性的节日，李汉秋委员的提案，多少是因为思维惯性———他一直致力于在公众节日中注入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元素，一不留神把国际性节日当中国节日过了也情有可原。李汉秋委员还为中国妇女找了一些古人楷模：“她们身上有着现在提倡的传统美德，既爱国也爱家，既相夫也教子，完全可以作为妇女的榜样。”可见李委员的“中国妇女节”论述，重点在“妇”———在三八节“革命女性”的文化之外，添加“既相夫也教子”的传统妇道。

　　而张晓梅委员的侧重点则在“女”。“妇女”在中国的公共语境，无论是立法、公共政策或是主流传媒中，本来是最正式的指称“女人”、“女性”或“女子”的词语，可是在张委员那里，“妇女”二字“多有女性文化偏低，年龄偏大之意”。张委员甚至认为，因为人们通常会在“家庭妇女”、“农村妇女”、“中年妇女”、“保护妇女儿童”等词组中用到“妇女”这个词，因此这个词含有弱者的联想、有贬低的倾向。那些“不仅追求自由、平等、独立，也对自身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细节十分重视，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女性在被称为“妇女”时，会感到不满或不快。

　　如果我没有弄错，张晓梅委员自己就是一位中年妇女，因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会在本来非常中性的“中年妇女”等词组中，感受到弱者、贬低之意。如果这些词组确实让人有不快联想的话，那么这种不快，是来自“妇女”这个名称，还是另一些认为针对妇女的年龄、阶层和职业的歧视？张委员本人有没有内化这些观念？

　　李汉秋委员认为妇女节是一个给妇女学习榜样的节日，张晓梅委员则认为给妇女节改名“还能拉动消费”。考虑到张委员在美容业界的资深背景，或许可以理解她心目中那种充满城市精英气息和享乐主义气氛的“女人节”景象。但为什么有不少人，甚至大多数是妇女，持有跟她相同的意见呢？

　　“妇女”和“女人”当然是语义上的同义词，但我分明在这里看到了“妇女”和“女人”在语用上的分歧———尽管她们本该互相重合，至少是水乳交融。

　　“妇女”属于国家话语，存在于公领域，从基本国策和权益保障法律层面，集体化地规定男女平等，但由于缺乏行政、司法操作层面上的细则规定，这些大的原则多半只具倡导作用。在一个变化速度极快的社会中，这个话语体系难以改变公众对它的刻板印象，反应速度迟钝，传播和教育手段乏善可陈，这直接表现在，三八节的庆祝方式，在维权方面的实质作为，还不如一个在中国历史要短得多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日”。

　　而另一个体系，则是私领域中女性真实的生活。一结婚就被剥夺土地承包经营权、找工作机会大不如男同学、永远资深而无法升职、性骚扰事件被暧昧化……这是很多女性面对的游戏规则。

　　如果那个叫做“妇女”的体系，无法面对男尊女卑的文化惯性和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千差万别的境遇，呼唤女性公民个体的自觉和积极的参与，点滴改善她们的境遇，那张委员算是说对了，妇女们会去投奔另一个体系：“女人味儿”文化———其基本表达是女人必须爱漂亮、善解人意、美丽和退让的品格是女性的晋身正途，女人可以有职业的、公共生活的空间，但时时记得，占据社会空间要以符合“女人味儿”的方式。这个文化由着商业文化的推波助澜，将女性是男性的消费品、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助手这些游戏规则，包装得很有诱惑力和感染力。

　　如果女性无法从“妇女”这个词背后的平等承诺中，得到任何自我肯定的力量和实际的好处，那么她们在对“妇女”二字失去认同的同时，也将对妇运先驱奋斗来的平等失去了解的兴趣和期待的热情。“妇女”和“女人”的分歧不仅将继续，“妇女”代表的价值和法理承诺，将逐渐被淡化、取代和遗忘。我相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张委员、李委员，以及曾经提案妇女回家的王委员，以私领域貌似温情的召唤，改写公领域的规则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