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种生活》：灵魂的自我拷问
严格意义上讲，新生代理论家葛红兵的自传《我的N种生活》（修订版，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5月第一版）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作者以文学的笔法，以“我”——“葛红兵”对生活的体验、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解读，记述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另类”首先表现在作者表达方式的奇特。全书开篇以《引子》为序，阐述了作者的写作方式和目的，“我崇拜痛苦和不公，生活深处的隐痛，它们唤起了我以及我的语言，让我的体内有痛的感觉。我的隐痛是无限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阶梯，经过攀登，我希望尽头是一扇门，打开它我就可以看到那些痛楚和不公了，这种感觉比做爱、喝酒、游荡、读书更重要，它来自语言，语言深处居住着的理解自己，安慰自己，灭掉自己的冲动和愿望。”作者以充满激情的极富诗意的语言分解自己，但这种分解既各自独立成章，又整体节奏张驰结合，浑然一体。
《我的N种生活》的另一特点就表现在它的思辨色彩很浓。作者并不满足于对现实做一般的描摹和褒贬，而是通过对日常琐事的点滴感悟，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探索，站在时代与现实的高度，审视、剖析自我的灵魂，并将灵魂无情地撕裂，撕得“血肉横飞”。就是以这种严酷的“自虐”式的灵魂拷问，让作者构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愤与恨、退与进、绝与望、欢与乐、情与欲、耻与辱、贫与穷、苦与痛……在这个人性的世界里，作者得到了许多“人生真谛”。例如，“消灭它（忧伤）的唯一方法就是麻木，一个痛苦紧接着一个新的痛苦，因为习以为常你就麻木了，你将痛苦看成是生活本身，你失去了对欢乐的想象力，也失去了对痛苦的敏感，这就是生活。就如同在黑夜中生活的人，他将黑夜当作了生活的常态，而将黎明当成了生活的变态，他畏惧的将不再是黑夜，而是白天。”而对于感官，作者也明白了它的真正意义：“一想到那些被人嚼烂了的所谓真理，我就感到恶心。我得说，看不到真理，是感官的长处，而不是感官的罪孽。”除此之外，在这个人性绚丽多彩的世界里，作者还有大量的领悟涵盖在各个层面，从亲情到友情到爱情，从真善美到伪邪丑，从而“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既具有丰富的异质成分，又具有许多共通的人性劫难。”
或许可以说，这本书的最大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有助于读者反思自己。
一面社会良知的镜子
提及中国现当代学者的自传，不能不提到1933年胡适出版的《四十自述》。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曾留学美国，非常推崇那些欧美大思想家、文学家的自传和它们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于是在中国大力倡导推广这种文体。
从内容看，学者人生可能不及军界伟人、政界领袖之波澜壮阔，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可能也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学者大多博闻而且严谨，能够忠实地记录时代脉络、历史真实、生命轨迹，思想价值往往更胜一筹。这是优秀学者自传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笔者看来，胡适所言学者自传“给文学开生路”，着重其文学价值，这只展示了学者自传的一个方面。学者自传还应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真实地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思想求索过程，从而充当一面社会良知的镜子。近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公共知识分子”都业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西方，萨特、萨义德、哈维尔，可谓尽人皆知，他们既是思想家、理论家，也是抨击时弊、倡导公平与正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被视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可以说，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价值选择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流程。优秀的学者自传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当连接学者与社会大众的媒介，这才是学者自传的真正意义所在。（编辑：赵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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