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小时候唱的童谣,都是典型的长沙顺口溜,必须用长沙话来念才顺口(押韵)。并且随句换韵。
比如:“哑巴哑巴,你呷粑粑,你不给我呷,我告诉你姆妈。姆妈不答白,屋里来哒客,客给我五分钱,我去坐轮船。
又如:“谢谢你的茶,谢谢你的烟,谢谢你的板凳坐半边,板凳一跷,打哒我的腰;板凳一脱,打哒我的脚,我问板凳要膏药,什么膏?鸡蛋糕……”
另一种童谣是配合做游戏的。“城门城门鸡蛋糕,三十六寸高又高。骑白马,到老家,走进门来叉一叉。”这个童谣有相应的游戏,喊到“叉一叉”,脚步慢的就被“叉”住了。至于“牵羊卖羊”,说的人多了,就不劳我再重复了。
我们的脚步就在这些童谣的节奏中,蹦蹦跳跳地走过童年小巷的烟雨和阳光。
说到儿歌,其实也存在很强的时代特色:“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金训华,我讲董存瑞,雷锋王杰杨子荣,英雄事迹放光辉……”这样的时代崇拜英雄,不追明星。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民警叔叔手里边,叔叔接过钱,对我把头点……”这是从一分钱开始培养诚实。
不过,也许是儿童的天性,也许人心中本就存在恶搞的因子,一些革命歌曲,当年居然也被“恶搞”,比如前面的《一分钱》,就被恶搞成“叔叔接过钱,去买小花片……”又比如“红星闪闪放光彩”,唱成了“红薯粑粑真好呷”。
谁说恶搞只是当今网络时代才有的新发明?这也说明,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小花片”和“红薯粑粑”有时现得比空口“打哇哇”可能来得更实惠。
当然,有些“恶搞”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阴。比如我们红墙巷富雅坪有个“罗疯子”,她的细崽就叫罗四毛,我们排路队回家,唱着这首歌:“路边有颗螺丝帽,弟弟上学看见了。螺丝帽,虽然小,祖国建设不可少……”结果遭遇“罗疯子”长达数小时的骂街。原来这首歌的第一句,怎么听怎么像唱“路边有颗罗四毛……”
于是乎,以后一见到“罗疯子”,我们就哄唱这首歌。于是乎,一群细伢子边哄唱边乱窜,一个“疯子”样的人,边追边骂街,就成了我们北区小巷里经常可见的一幅“民俗”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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