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业高级编辑：“官”“媒”可以良性互动

　　要渐进要改良要互动，就要有双方的妥协和容忍，多些尊重理解，少些对立——

　　南方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尊重媒体的权利它不是仆从

　　官方（党政机关等权力部门和官员）能否与媒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应该可以。

官媒并非猫鼠般有你无我地对立（当然官员中有劣迹要捂的腐败分子除外）。如果双方都以客观现实和民意为立身之本，大目标都是为了民富国强，即便有分殊歧异之时，也是不同角色的相反相成。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从浙江调粤之初，南方报业有不少同事心中无底，对南方报业还能不能领先全国传媒界不无疑虑。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南方报业的锐气未减。近日报道称，张德江在两会结束时“由衷地赞叹”“广东新闻工作者特别能干”，提出经济强省也要做传媒强省。这可以算作官媒良性互动的一个例证。

　　毋庸讳言，我国的民主法治还在建设中，甚至经济领域市场取向的改革，也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因而还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官媒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在“官”。因此，官媒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特别是官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尊重媒体的权利，不能把媒体当仆从或工具。

　　关于这一点，温家宝总理3月16日答中外记者问时讲得非常透彻：“必须懂得一个真理，这就是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必评功摆好。”官员懂得了这些民主宪政的基本常识，就不会跳不出官贵民贱的古老思维，傲慢地对待媒体，就不会将媒体的批评质疑性言论看作大不敬，不会将调查揭露性报道看作是破坏安定团结的“添乱”，就不会要求媒体歌功颂德大做摆“政绩”的文章。说到底，媒体的责任是要报道和追寻社会真相，是要给民意表达提供一种平台和渠道，支撑媒体、使它们有力量自立于世的是源于事实和民意的公信力。不难想象，炮制“彭水诗案”的县委书记，宣称要让在网上发帖暴露本校黑幕的教师“害怕”的湖北省随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的胡科长，这种旧式民“主”的官员会怎样对待治下的媒体。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网络）这种新型媒体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利用这种方式也能够广泛了解民意。因为执政者只有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如果现在一些领导还不是很熟悉它，应该要学习，如果里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接受挑战，那是领导应该接受的挑战。”张春贤讲这番话的心理基础之一，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对网友们的尊重和信任”。是的，尊重和信任是密切相关的。而我特别欣赏他这段话中领导应该接受挑战的说法。不少领导长期以来习惯了发号施令和要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确实很不习惯于平等交流。政府要从管治型转变为服务型，必须从与民众和媒体平等交流开始。比如，党政机关的新闻发布会，肯定要习惯于记者和听众提出些“刁钻古怪”的疑问，没有平等的态度行吗？从对老百姓居高临下的训话（指示）转变到平等对话，对许多官员确是一场艰巨的挑战。

　　这就由互相尊重说到互相理解了。虽然媒体的功能之一是代老百姓发声，媒体的力量来自舆论可以形成对执政者的政治压力，但媒体也要“理解”官员的“苦处”：一是不抱太高的希望，给他们转变观点和作风一段时间；二是体察我们的“国情”，不仅尊重官员的人格（人性都有同样的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们的利益。“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要渐进要改良要互动，就要有双方的妥协和容忍，否则互相敌视，就只有用暴力解决了，而这是不为我们所取的旧思维。

　　我这点感想来自现任贵州省长林树森同志两次对记者的谈话。原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他对广州的媒体颇有不满，在怒斥媒体“炒作”广州的治安问题时说，什么“砍手党”、“飞车党”、“背包党”，广州有这样的“党”吗？这次两会期间，他又约见广东记者，反驳性地说“有的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房价那么高是媒体炒来炒去炒出来的”。已有不少人指出，他的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但其中表达的不满和不公平感，我能够理解。

　　说实话，在广州主政确实不容易。其实一些问题在别的地方同样存在，如林树森所说，“关键是别的地方不报道，就显得广州最差了。”（《南方都市报》3月12日）这个话我完全相信是事实。广州以其毗邻港澳，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向那边报料，什么都想捂办不到。何况广州报业发达，竞争又那么激烈，广州市官员承受的新闻监督压力确实比外省市大许多。

　　官媒多些互相理解就多些互相包容少些对立情绪，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法治渐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