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化侵入让大学速朽

　　继陈丹青、丘成桐之后，张鸣成为新一位抨击中国大学体制弊病症候群的教授，他直言“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

　　高校成为“准衙门”，除了部分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将得利益，打死也不承认之外，智识者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官场化侵入，结果必然是让大学速朽。说“速朽”，是办学体制之速朽、培养人才之速朽、研究成果之速朽。

　　在官场化环境里浸淫长久了之后，我们的大学离现代化有多远，大学当政者当然无法识得庐山真面目。3月初发布的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指出，“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仍旧缓慢，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仍在下降之中，还处于问题发酵和暴露的时期”，“六成公众对我国教育不满意”。

　　可怜的是，如今一些名牌大学，仿佛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与世界教育文明的距离有多远，一个劲地说自己已经或将要是“世界一流大学”，你真不知道他们在激动个什么劲，暮气沉沉却在装阳光青年，整天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现实呢？现实是几十年过去，不曾培养出一个杰出的大师、不曾有一人去摘个诺贝尔奖玩玩。也难怪，连温总理都在为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而“非常焦虑”。

　　蔡元培时代所倡导的“教授治校”，与如今的“长官治校”是有本质的不同。大学官场化，培养了长官意识，固化了长官意志。长官意志就是，说你问题在脚痒，那么你就是脚痒；你如果脚痛，那就不是问题。官场化就是要求“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不能“外扬家丑”，最好“你搓我的背，我搔你的痒”，相互舒服。

　　真正的大学校长，是不会像个“当官的”。而真正尊重知识分子，就要公平相待、宽容个性、重其所长。在上世纪30年代初正式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上任校长之初即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我去做”是担责；“你们去做”是放权。哪里像现在的院长，一言不合，就“免你没商量”，最好请你快点滚蛋。

　　一切有良知的批评，必定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网络调查就表明，丘成桐对北大的批评，得到了超过90％的正面支持。如今，有几位有良知的教授站出来“发言”批评你，是对你怀有感情、抱有希望；否则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最高的蔑视”——转过脸去压根就不理你！这，也正是陈丹青、丘成桐、张鸣批评中国大学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