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写真:台湾慰安妇受害幸存者抗议活动目击记

　　中新社台北三月二十一日电 题 台北写真：台湾慰安妇受害幸存者抗议活动目击记

　　中新社记者 耿军 吴庆才

　　“谢罪赔偿，还阿嬷公道”、“日本蹂躏，血迹斑斑”、“扭曲史实，无耻国度”——这些带有强烈愤慨的标语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出现在台北市庆城街的日本交流协会的大楼前。由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发起的要求日本政府遵循“河野谈话”，接受史实，尽速对慰安妇受害幸存者谢罪赔偿的抗议活动在此举行。

　　三位身穿白布长衫、老泪纵横的阿嬷站在抗议队伍的最前面。台湾慰安妇受害幸存者九十一岁的吴秀妹的白杉上写有八个大字：“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八十五岁的苏寅娇的白杉上写着硕大的“抗议”；八十二岁的卢满妹的白杉上写：“安倍谎言，阿嬷愤怒”。

　　台湾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原有五十八名，如今仅剩二十七名。台湾慰安妇对日求偿运动自一九九二年起，迄今迈入第十五个年头。

　　富有正义感的台北艺术团体——“身声演绎剧场”的年轻艺人们，以震耳的打击乐揭开抗议活动的序幕。台湾民意代表机构的五位女性“立法委员”雷倩、郭素春、田秋堇、唐壁娥、黄淑英前来发表声援演讲。一些青年学生高举漫画前来助威，画面绘有一个坐在囚车上的日本人在自言：“我常说谎”。

　　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高小帆表示，花莲县秀林乡有一处废弃军用仓库经确认是台湾少数民族阿嬷受害地点，我们希望在此建立一座相关慰安妇的女性人权博物馆，让年轻人有机会认识这“教科书上没有写清楚的历史”。

　　记者参访了三位台湾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吴秀妹是桃园客家人，她告诉记者：“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和其它三四十个女孩子被强押到了广东慰安，我们每个人分配一间房，经常要接客二三十个人，身体上承受不了，很痛苦，老板和宪兵看管得很严，想逃无处逃。回台湾后，三十四岁结婚，无法生育，先生已经过世。现在我住的是别人的房，我最大的心愿是日本赔偿，有一笔钱可以买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安心住下来。”

　　身为新竹客家人的苏寅娇，二十岁那年被骗到海南岛成为慰安妇，接客时间从晚六时到次日清晨六时。老人对记者说：“最令我感到悲伤的是，迄今为止日本人仍然不知道我当年被骗做慰安妇，所带给我的终身痛苦。”

　　卢满妹是新竹客家人，她对记者说：“我家兄弟姊妹十多个，我十七岁的时候听说海南岛需要人在食堂作服务生，我和两个常玩在一起的朋友希望改善家计而前去。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那是慰安所不是食堂，我极力想逃并强烈的反抗，我痛苦地乞求日本兵放过我，但他根本不理我，最后还是被强暴了。后来我怀孕了，但还是被强迫接客到八个多月。之后得了疟疾才允许回到台湾。三十八岁时在别人介绍下，我嫁给我的先生，我们生了个儿子，是小儿麻痹。现在，我先生过世了，我和儿子、领养的孙子同住，帮警察局的警察们洗衣服赚取微薄的薪水过日子。我恨日本人，日本年轻的一代不知道那些事，台湾年轻一代又有多少人知道呢？谁能了解我们的苦呢？”

　　三位阿嬷拖着老弱病体来到日本交流协会大门口递交抗议信，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高小帆代为宣读：“池田维代表，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国强征、拐骗亚洲二十多万妇女从军慰安妇之卑鄙行为，早已举世皆知。多年来，你们政府为日军性奴隶受害幸存者所做所为，除了一九九三年的‘河野谈话’还称得上负责任的谈话外，对受害幸存者从无善意或诚心回应。今年已是战后六十二年，我们再度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视问题，尽速立法，是所至盼！”

　　日本交流协会不敢派人出面接收抗议信，高龄的阿嬷们不堪久候，愤而将抗议信摔在地面、狠狠地践踏后离去。

　　一位女市民愤愤不平地说：“可以为二·二八举办各种活动，为什么不为这些阿嬷举办声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