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社总编辑李明信：政府不护短 媒体才好监督

　　理论上，没有谁反对舆论监督，甚至对其作用肯定有加。但在实践中，情况却复杂得多。近年来新闻官司不断，多因舆论监督而起，并且多数官司以媒体败诉告终。这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似乎舆论监督很多了，而且监督中存在大量问题。

　　据我所知，不少媒体对于舆论监督谨小慎微，有的以舆论监督见长的报纸越来越淡化这项工作，个别报纸甚至明确规定不搞批评性报道。如果因媒体当被告较多，而判定舆论监督整体质量不高，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即使正确的批评，也常常会招致新闻诉讼。而诉讼的胜败，会受到除事实之外诸多因素影响。比如，同一篇批评报道，在被批评方所在地打官司，与在媒体所在地打官司，结果可能大不相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自负盈亏的媒体，人力财力等诉讼成本的投入，必然会成为舆论监督的制约因素。

　　现在，媒体同仁谈到舆论监督，常认为是一只烫手山芋，拿着烫，丢下又不忍。说起感受，五味杂陈。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当下开展舆论监督，需要进一步统一对其重要作用的认识，从而创造更加宽松的监督环境，与此同时，也要强化大局意识，规范监督行为。就此，我发表四点浅见。

　　首先，政府官员要树立允许监督的意识。现在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地方、部门或官员出了问题，当地媒体无声无息，反而是全国性的报刊先“捅出来”。其实，消息来源就是当地记者，但他只能把稿子发给外报外刊，还会注明只署笔名。这种“捂盖子”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出台十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如果完全遵照执行，那么舆论监督基本无事可做。这里表现出来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认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如果认为暴露问题、“揭短”只造成负面效应，那么肯定会使舆论监督无法立足。

　　其次，被批评方要把工夫下到改进工作上，而不是不遗余力地“灭火”。我供职的民主与法制社编辑出版《民主与法制》杂志和《民主与法制时报》，以我的工作经历，常常是采访的记者还没回来，成批的说情者、告状者、反映情况者，就通过在京的各种关系捷足先登，找社长找总编辑找主管副总编辑，目的只有一个：灭火。他们多数受领导指派，其中不乏当地宣传干部，声言只要不发稿，有什么要求只管提。一次谈不成，就两次三次地磨，不达目的不罢休。动用的关系中，既有我们的熟人、同事，也有他们在领导机关的老乡、朋友。有些关系人不问是非曲直，只要“受君之托”，就“忠君之事”。有时从权力部门来电话打招呼，干预某个稿件，也弄不清是组织意见还是个人意见。于是问题变得复杂化，本来正当的舆论监督，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的只好流产。被批评方虽然信誓旦旦“回去彻底整改”，但事实表明，那些违法乱纪、危害环境、侵害民生之类的行为，往往依然如故。

　　第三，要对舆论监督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全社会利益为前提，给予舆论监督更大的宽容度，而不是以地方、部门、行业的利益，作为判断舆论监督成败的标准，从而减少媒体的后顾之忧。媒体刊登批评性、揭露性、问题性报道，登不登，登多少，怎么登，都会面临怎样把握分寸的难题。比如，记者采写一篇文章，旨在揭露腐败、关注民生，被批评方则认为有损政府、政法机关形象或影响社会稳定等等。服从谁呢？这个分寸有时就很难把握。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错当杀人嫌疑人关押，是否应该公开报道？媒体与办案机关站在各自的角度，态度可能截然不同。我以为见报是对的，对全国都有警示作用。发内参当然可以，但内参的作用代替不了公开报道，强调舆论监督的“度”完全必要，但“度”不应变成越严越好，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

　　最后，媒体应牢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职能，要避免浮躁，真正做到帮忙而不添乱。应当看到，媒体的舆论监督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情况是存在的。虽然有自负盈亏、市场竞争对媒体造成巨大压力这种客观因素，但那种兰成长式的“舆论监督”（还有“正面宣传”），既容易有失社会公正，也会对媒体自身造成危害。因此，弘扬正义、客观公正，必须成为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操守底线，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国家应该对媒体怎样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同时，合法地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在对某些舆论监督出现反对声音的时候，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因为并非谁的“来头大”谁就占有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