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在3月16日温家宝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一览无遗地表现出来。法国《世界报》记者的那句话：“……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尤其让中国人听着十分刺耳。
西方的报道
基本是两个套路
西方目前对中国政治军事题材的报道，基本是两个“八股文”式的套路：或者顺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用中国的经济成就印证“中国威胁论”；或者顺着西方人的老思路，想方设法印证中国的“不民主”。比如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是这样问总理的：您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百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表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仍然把达赖视作民族分裂分子？还有美联社的记者，不顾美国自己是世界最强大的武器制造商，竟然质问中国不久前的反卫星试验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行为吗”？世界各国的记者会上，总会有人提“刁钻”的问题，记者会有时会成为记者“勇敢和智慧”的竞赛。但这几名记者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显然不了解他们的驻在国，不了解它的人民在想什么，政府在想什么，或者他们了解，但成心这样问。
西方的模型
根本无法解读中国
史天健教授说，外国记者在温总理记者会上的提问令人遗憾地证明，中国与西方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如果严重地说，冷战结束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分歧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比如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其思维取向依然是西方人所信奉的大国兴衰逻辑，对于任何竞争对手，无论其是否出于防御目的，无论其原先军力是否不足，其军力提升都被视作“威胁”。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认为，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实际上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模型。西方人由于思维惯性，仍然以苏联、东欧剧变的模型为观察中国的基点，认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会垮台”，因此，西方记者向中国总理提问时，还是提出了国家分裂、军力和民主改制等与“苏东解体垮台模型”相关的问题。这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误读。事实上，尽管中国的社会模型还在试验中，但西方模型已经根本无法解读中国了。
西方关注点
与国内民众不同
史天健说，从记者会上可以看出，除了《华尔街日报》作为一家经济类媒体比较客观地关注了中国经济问题外，西方关注点依然主要集中在民主、军事等非民生问题上，与国内民众对国计民生的关注点有很大不同。他认为西方舆论的这种成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让中国接受西方为其设计的“民主”道路。史教授认为中国当前根本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采取怎样的民主方式的问题。他曾做过一项调查，很多中国人要的民主是“党的政策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可见，民主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制度的供给问题，更是一个民众需求的问题。但西方人往往不肯承认中国有自己的民主。法国《世界报》17日报道了温家宝回答该报记者提问的内容，对温总理所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但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该报的解读依然坚持了西方偏见，认为“他在暗示目前民主的条件尚不具备”。
对华报道
理智声音在增加
不过，记者发现，现在对中国的舆论也不是一边倒。毕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在增多。一般来说，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与其同中国接触的广度和深度成正比的。在美欧国家，往往高层官员更能客观评价中国。对华报道中理智的声音也在增加，美国《新闻周刊》近日就有文章称“中国的天不会塌下来”，嘲笑了延续数十年的“中国崩溃”论调。最新一期美国《世界政策杂志》也发表题为《和平应是美国首选对华政策》的文章，报道为中国辩护说：“今天的中国人比过去自由多了，也比大多数美国人所想象的要自由。这一点十分中肯，无论是人权、自由等各个方面，中国的巨变，美国人知道有多少？”
对外宣传
建议应讲究“争”
一些专家认为，西方顽固的偏见，增加了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难度。
比如加拿大作为中国大陆移民聚集的国家，照理不应出现过多的对华误解的声音。但现实中加拿大批评中国的声音，有时甚至比美国更刺耳。据记者在加拿大的体会，这是因为加拿大和中国的接触、交流远不能和美国相比，“主流加拿大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二手信息。
史天健教授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有必要加快信息传播科学化的步伐，主动出击，改变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他说，东方人的文化有“留面子”一说，“有理让三分”，但西方文化却讲求“争”，如果你不说，证明你没有道理。其实，中国人对西方完全没有必要“留面子”。该吵架就吵架，信息传播的争吵，有助于把事情讲明白，也会加深中西方彼此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用西方人通用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交流，而不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揣测西方的思维。同时，应该更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中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是向自己的人民负责，不是向西方负责的。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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