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在路上 热爱底层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他是80年代风靡文坛的著名先锋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畅销法国、德国；

　　他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

　　采访手记

　　徐星的家，在北京一个普通居民楼里。

　　早上10点，屋子里传来钢琴的声音。《叶塞尼亚》，这是徐星的晨课。

　　如果不用出去打工，他通常是上上网，或者看看《太平天国亲历记》，或者电影《冰海沉船》，出去在街上看看人，顺便买菜，跟小贩儿们交流交流。

　　一个先锋作家（他及时否认了），在路上，漂泊的人，散漫的人，作家，广告拍摄者，独立DV制作，网络热心的老大哥……这是徐星。一个1.88米的高个子，像一个活动的柱子（但是比柱子生动），手长脚长，戴着从德国淘回来的尖帽子，坐在那儿弹钢琴。桌子上有花，还有两缸金鱼。徐星不喜欢金鱼，那是朋友送的缸。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明亮亮的，虽然小，也还舒适。那是一层的一居室。几个月前，他还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是一个著名的地下室，全聚德发给清洁工徐星的劳保。“社会主义好啊！”那时候，地下室是朋友公用的，“不知道我家钥匙都在谁手里，经常猛一回家，发现已经有好多人，有时是醉鬼，有时会是一对男女……”1994年从德国回来后，他依然住在月租不到100元的地下室，骑单车，靠教老外汉语打短工为生，这样前后总共20年，最近才“浮出”地面，住上了地面上的明窗净几的一居室。

　　故事

　　1985年，文学当道

　　1985年，全民学习，文学当道。徐星的出现，有点“振聋发聩”的意思。后来他被尊为中国的“先锋派”鼻祖。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个朋友那儿玩，看到一本《人民文学》。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徐星就想：这样的也能在《人民文学》上发呀？

　　他赶紧把自己1981年信手写下的小说从朋友那里要回来，骑着车到《人民文学》去投稿，稀里糊涂地骑到虎坊桥，也不知道是哪里的编辑部。他决定碰运气。看门的大爷拦住了他，一本正经地问：诗歌还是小说？徐星说，小说。看门大爷很在行地为新一代的文学青年指出“光明之路”：“那你来错地儿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那天他已经习惯性地喝醉了，骑着自行车，到《人民文学》已经是中午了。只见那桌上，堆得高高的，全是来稿。

　　《无主题变奏》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第7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责任编辑是朱伟。

　　后来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写道：“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先后发表，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视为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两位作者也被称为‘现代派’。”

　　徐星说，“在全聚德因为工作散漫，总是喝酒，被领导惩罚性地‘发’到清洁组去扫地。我简直高兴死了，因为上班8小时太难熬了，现在这个工作只要下大雨，下大雪，我就不去扫地了，那时候我天天盼着变天，那多好呀。我每个月到时候就拿钱。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

　　1985年，作品发表以后，他依然做着烤鸭店的工人，经常性醉酒。“还是一身不太干净的白大褂，有时牵着我的狗，一个兜里揣着啤酒，一个兜里放一包酱好的猪耳朵。那时到烤鸭店来找我的人比较多，有记者来了，就往门口台阶上一坐，扫帚往脚边一放，就开始聊文学。”

　　“《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我老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公斤几公斤的。那时批判也很多，说非英雄主义，说我颓废，资产阶级自由化。挺傻逼的，哪里是文化批评？都是社会化的批评。在80年代，这样的小说很异端，要是没有王蒙的话，这个异端也出不来。我觉得王蒙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人。当年他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承载一些压力。实际上，没有他，80年代没有这么猛的文化势头。

　　“有时候能收到几百元稿费。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的工资是37.85元。当时烤鸭店的烤鸭是（想了一下）8元钱一只。

　　“如果当时疯狂发稿，还是能富裕些的。可惜，太可惜了，要不然我就是一个富翁了吧。可惜了，我就是懒散，没毅力，做事情没长性。到现在还这样。

　　“当时定位不准，太异端了。烤鸭店说了许多次，老让我走人。那时开除人特严重，就跟进公安局一样。”

　　他的好日子果然没过多久。1986年，徐星30岁，他离开了烤鸭店。“没有单位当时是特可怕的事情，当时我也挺怕的。”徐星说，“体制内的工作，我只做过这一个，有劳保啊，编制啊，档案啊，丢了觉得可惜嘛！”

　　那是迪斯科！

　　追溯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是颇为有趣的。“上小学之前我就能看书了，插图版的《希腊神话故事》。后来看《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物理世界奇遇记》。我经常问我姐姐，这个字怎么读，没完没了的，我家里人都烦了。

　　怎么能不谈谈80年代？那个充满冒险和实验精神的年代，那个开始解除思想禁锢、充满纯洁理想和男女关系的年代，引起多少人的怀念！20多岁的大小伙子，喜欢读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黄皮书”，在当时的秘密阅读时代，这样的书，只局限于北京青年的地下传阅。书在当时是稀缺资源，而学生刘索拉和工人徐星，都是北京青年里的“进步分子”，这样的“精神历险”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版本是1962年的，徐星承认这算是部分师承。写完《无主题变奏》后他才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太吃惊了！情绪上太相像了！”无以解释。

　　音乐也是稀缺资源。他们经常聚在画家彭刚家里听唱片，“那时就在听披头士了……那可是犯罪。我们拉上厚厚的窗帘……彭刚听着听着就一个人随着节奏扭起来，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都以为他疯了。”直到十几年后徐星才知道，那是“迪斯科”。

　　陋室被盗，一夜赤贫

　　1989年11月，徐星接受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出国了。1991年，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住在伯尔家写作。“他家在大山里面，当隐士，特别美。”

　　“欧洲比较舒服，但国外的生活实际上不适合我。我觉得欧洲太老了，特别适合养老，而我还没有老到养老的地步。我还有激情。”

　　1992年，打算在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他一直飘荡着。他赤手空拳地出去了，1994年，又赤手空拳地回来了。

　　2001年，他在医院陪病重的哥哥，那个简陋的地下室被盗了。“搬家似的，把东西都搬走了。”一夜之间，徐星变为赤贫。他不得不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作品版权。“我没有办法。一筹莫展。我集了30年的邮。本来我的生活挺稳定的，我那时有很多珍贵的邮票，卖一张可能就够我生活一个月了，这下可把我后半辈子的都偷光了。”

　　45岁，一下子变成了赤贫，一切又从头开始，真的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徐星对写作没有焦虑感，他也承认自己写作上有许多“软肋”。“能写就写，不能写就算球。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没才华啊，江郎才尽啊，我就想，没有就没有了。”

　　他有一个6岁的儿子，和一个法国姑娘生下的。他很爱自己的儿子。他殷切地说道：“我暗自庆幸我有一个儿子，儿子，要是你以后也像你爹一样懦弱无能，那就像你爹一样，至少牢牢地记住这些事情……”

　　对话

　　流浪

　　少年时在路上跑的这些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否还是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份烤鸭店的工作好？

　　徐星（以下简称“徐”）：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工作，挺美好的，挺舒服的，还把它给丢了。我现在跟烤鸭店的工人还有挺好的关系，前几天还找我喝酒呢。喝酒……以前喝得太多了，几乎天天醉，身体都喝坏了。现在老了，学会节制了。

　　记：最近做什么？听说你在拍DV？

　　徐：其实是关于“文革”红卫兵的记忆。还没真正开始采访。我去哈尔滨找了些人，还要去重庆。我主要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在边远的地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的——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记：拍DV是因为平民关怀吗？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底层的、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

　　徐：我很善于和底层的人打交道。童年的经验告诉我，底层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特别丰富多彩的。

　　记：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接触底层的人。

　　徐：我妈妈是医生。1967年，他们医院整个都迁到甘肃去了，响应号召。父亲是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也被打为“右派”，被管制起来了，几乎没有人身自由。我姐姐在内蒙插队，我哥哥在怀柔，6口人，在6个地方。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每年有两次去看我妈妈。从北京坐火车，30个小时到西安，在西安转车到咸阳，然后再坐一整天长途车才到我妈妈的地方。晚上在火车站睡觉，见到许多逃难的人，对小孩子来说，感到特别震撼。那时特别冷，在车站里许多人挤在一起，围着一个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取暖。他们对我也很好奇，都当我是城里人，觉得我像一个落难少爷。他们说，孩子真可怜，就把离火炉近的暖和地方让给我。我听着各式各样的人聊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慢慢地睡着了，有时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一件臭烘烘的大衣或是一件老棉袄，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啊。后来我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少年时在路上跑的这些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那时火车不准点，每一站都停。路上看到很多很残酷的景象。火车挤得跟罐头似的，跟在城市里见到的，听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没爹妈的保护，我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了。出门几次后，我就上瘾了。我特喜欢坐长途车，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车上有猪呀，鸡啊鸭子呀，挤在一起，这是活生生的生活。

　　未来

　　我的未来很渺茫，不确切。因为我还很年轻，才50岁。

　　记：30年来底层的人们有什么变化？

　　徐：没什么本质的变化。我过去拍光明桥底下一个卖玉米的姑娘。她的生活实在是没有什么光明可言，她被人拐卖过，颠沛流离，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玉米。她每次看见我，都很高兴地让我吃她的玉米。我问她，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她说，我想做一个让有钱人看得起的人。

　　记：1986年，你骑着一辆28吋自行车，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一直到深圳。在当时算是创举了吧？

　　徐：当时我差不多是第一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报纸上发消息。当时还没有京广高速公路。国家一级公路其实就是一条柏油路。树都砍了，路边有无数的工人。我路过河南的时候，正好农民收麦子，我就把自行车一放，问他们，我帮你们收麦子，和你们一起吃饭可以吗？他们特高兴，说来，来。干完活，就可以吃他们用新麦子做的馍。

　　记：你对权力没什么欲望？

　　徐：前几年我做一个杂志的主编，大概能算有点权力吧，管人，还管给人定工资标准，我觉得这一辈子没这么为难过。早晨一进办公室，都说徐总好，徐主编好，我特受不了。还有人诉苦，说谁谁对他不好。我觉得这特别扭，特可怕，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干不了。当一个负责的人是很累的。我简单，都是出于自私，为了让自己生活不那么累，我要是天天计较，算计，那该多累呀。

　　记：你的幸福是什么？

　　徐：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活里的很多小事，比如见到一个不错的朋友，都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所以我的幸福挺多的，我时刻都会觉得挺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挺美好的。

　　记：你对未来有何憧憬？

　　徐：我的未来很渺茫，不确切。因为我还很年轻，才50岁。

　　本稿件由《南方人物周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