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恐龙还是先驱 “一流大学”当有“大校心态”

　　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林国伟把自行车丢在巷口，踏着木板爬上小阁楼。正是越南胡志明市的中午，巷子里飘着诱人的炸鸡香味，隔壁又传来“叮叮咣咣”的焊接声，但这位22岁的大四学生毫不在意。

　　他熟练地打开“奔4”台式电脑，对来访的美国《有线杂志网》记者介绍道：“瞧，我就是在这儿找到的灵感。

”

　　屏幕上显示出“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计划”的网页。这项计划将该校课程的教材，包括教学大纲、课堂讲稿、习题解答、参考书目等内容挂在网上，免费供全球互联网用户使用，目前已囊括了33个学科的近千门课程，至今年年底还将增长一倍。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不是天上掉馅饼吧？”和林国伟一样，在中国厦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的何军，2005年初次接触这项计划时的第一反应是半信半疑。大学毕业后，他曾打算去美国留学，但由于学费的缘故，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学府失之交臂。

　　现在，他只要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登录http：／／ocw.mit.edu，就能足不出户地享受这所世界名校的教学。“还不用掏一分钱！”他兴奋地补充。

　　数字时代，大学当恐龙还是先驱

　　1999年，远程教育在美国各大学方兴未艾，不仅扩大了生源，而且提供了经费。自觉落后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砸下150万美元，寻求电子教学的新出路。该校教育科技委员会被要求向校长提供策略建议。

　　一年后，诸多方案摆在时任校长查尔斯·威斯特的桌上，其中不乏厚达10英寸的注册MIT.com等盈利计划书。然而，一张普通的备忘录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海洋工程系教授俞久平等人的提议，即开放式课程计划的雏形。

　　出人意料的，威斯特校长选择了这一页纸，尽管他深知风险巨大。就在同一年，美国互联网软件业的百万富翁迈克尔·萨勒宣布捐资一亿美元成立一所免费的网上大学。谁知第二天他所执掌公司的股票就直线下跌，导致方案不得不中止。

　　没人看好这项计划，甚至连竞争对手也出言相劝。斯坦福大学远程教育负责人就委婉地表示：“像麻省理工这样的名校，应该更为谨慎才对。”

　　对此，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第15任校长借用诗人艾略特的话予以回应：“我是否敢……搅动这个宇宙？当然！”

　　2001年，命名为“开放式课程网页”的计划正式实施，预计在十年内耗资一亿美元，将麻省理工学院的所有课程公布于网络，免费供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获取。

　　威斯特在电视新闻中公布这一消息时，家住科罗拉多州的华裔退休教授王逢旦正在家中晨练。“哦，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他对妻子说。

　　两年后，他在纽约与俞久平见面。当时，开放式课程计划意欲进军中国，但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回应。

　　“这很正常嘛。你对我不熟悉，怎么会信任呢？”王逢旦解释说。凭借IET基金会主席的威望，70多岁的他主动当起了“媒人”。这项基金是他与美国国际工程技术公司（IET）总裁共同发起的，旨在支持中国通讯工程和科学的进步，共有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26所会员大学。

　　2003年秋，在教育部和诸多高校的支持下，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吸引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国内外大学的优秀开放资源，以提高中国教育的质量。目前，协会网站（http：／／www.core.org.cn）日访问量近万次，成为开放式课程计划的美国以外第一大用户。

　　“我们做的不是‘挺好’，而是‘很不错’。”王逢旦对自己的团队十分满意。开始，协会只有他和主席助理黄美琦两个人。为了更好地推广开发资源，他邀请会员高校的教师翻译课件，并要求他们在教学中加以应用。如今，由14名员工组成的协会已拥有上千名志愿者，翻译出229门开放课程。

　　而麻省理工学院自身的推广过程则被威斯特比作“一场大风大浪的航行”。为了说服教师参与计划，项目小组找到40名教师，每人付费3000美元，进行示范性引导。同时开放服务系统，支持各种形式的文件，包括图表、照片和视频等文件快捷地上传至网络。

　　据统计，在自愿且无偿的前提下，该校已有80％的教师公布了课件。每月平均140万人次的浏览量，涵盖各大洲居民。不仅是美国高校，包括古巴哈瓦那农业大学、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等全球120所院校也参加了开放式课程计划。

　　受此启发，其他大学也开始利用新媒体技术开放教育资源。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与苹果电脑公司合作，建立博客专页，将学术博客、名人演讲、校园活动等录像挂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收看。

　　据王逢旦介绍，中国教育部推行的“全国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将各个学科的优秀课件放在网上，也是借鉴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

　　对于这一趋势，威斯特早有预见。在题为《数字时代，大学当恐龙还是先驱》的文章中，他写道：“计算机产业从封闭性软件系统中学到了惨痛的教训，这种以独占知识的架构所设计出来的系统并不能融入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开放性软件的有机世界和开放性系统才是未来真正的趋势。高等教育亦是如此。”

　　“一流大学”当有“大校心态”

　　在近千门开放课程中，最使林国伟受益的是软件工程。他根据讲稿中的编程指南设计出一套程序，目的是便于本市居民找到公交路线。在他就读的越南自然科学大学，这些知识点老师只是点到为止地讲了讲。但在麻省理工学院，仅仅是“数据提取”这一要点，老师就详细阐述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除了理工科等王牌课程，麻省理工学院还开放了人类学、女性研究、文学等文科课程。仅仅女性研究一类，就细分了“中世纪女性作家”、“美国历史中的性别与法律”、“美国音乐舞剧传统：性别与传记文学”等20多门。

　　记者点击“音乐与戏剧艺术”，看到一门“2003春季街舞课程”。除了介绍全球化、消费主义对街舞的影响，教师还会要求学生每周读50页参考书和听两个小时的相关音乐。

　　不过，真正震撼自学者的并非知识的短缺，而是理念的差异。作为开放式课程计划的志愿者，何军翻译了计算机语言的本科课程。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的他，坦言该课程并未在理论水平上领先多少，关键是教学方式。

　　至今，他清楚记得在成堆的习题后，老师特意用大号字体写下“快乐享受”。“我们什么时候体验过学习的快乐？只是做题、考试、然后再做题。”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激动，他语气缓和了些，“当然国情不同，不能这样比。”

　　他的一个同学，为了考取国内名校的研究生，“求爷爷告奶奶”地寻找课堂笔记等内部资料，大老远跑去旁听又被不欢迎地赶了出来。

　　“同样是大学，人家为啥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套用流行语‘大国心态’，这叫‘大校心态’！”何军说。

　　“我们自己的大学不是也有精品课程挂在网上吗？”记者不免疑惑。

　　“那些垃圾？不是网页打不开，就是堆砌了一些不知所云的所谓论文！”北京某高校的一位博士生直言不讳。他曾帮导师申请过国家级精品课程。“只要录一段上课视频，再把课件什么的交上去就行了，根本没有从接受者的角度进行过任何考虑和设计。”他坚信，这样的网上课程，对自学者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关键是有笔钱！”他一语道破其中奥妙，“跟申请项目经费一样。”

　　在某高校《精品课程评选办法》的通知上，记者看到，课程负责人要首先向所在院系提出申请，经审查后获得推荐资格。接着校级专家评审组进行评审，提出建议名单，报校务会议审议通过。对于获得承担精品课程资格的骨干教师，“将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给予优先考虑”，“课程教学建设经费予以优先支持”。

　　因此，这位博士生把精品课程比喻成“唐僧肉”，“老师们都想拿到”，“经常为此引发矛盾”。“说到底，不就是个官样文章和面子工程吗？”他嘿嘿一笑。

　　同样对国内大学教育失望的，还有旅美学者薛涌。他介绍，美国的高校尤其是私立大学，颇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无论是捐助还是名望，都必须建立在服务社会的公共形象之上。

　　比如，哈佛大学等名校均设有附校，多在晚间和周末上课，目的是给一些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提供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到附校授课的老师，许多是大牌教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而他们一个学期的课程费仅有550美元，这在当地勉强够半个月的房租。

　　“要在我们这儿，早就变成二级学院之类的生财之道了。”薛涌半开玩笑地说，“就像你听过北大、清华的名教授给民工讲课吗？”

　　当中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伊始，薛涌就反复撰文指出，真正的一流大学应该把吸引优异的贫困生作为首要任务。“可惜，中国大学的改革者一直对此装聋作哑。看看人家的一流大学，我们那些每年吞噬大笔国家经费的重点大学，是否觉得汗颜呢？”

　　何军则认为中外教育理念本来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别人始终不把教育产业化，别人始终是要把学生作为学校的主体来对待，别人始终认为教育是给所有人提供的相对公平的机会。而我们呢？”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至今，仍有不少人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做法心存疑惑。对此，王逢旦常反问一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当他向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推荐开放式课程计划时，一些领导上来就质疑：“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同样的，王逢旦反问他们教育的目的。看到校长们默不做声，他接着说：“把知识传播给下一代，人类共同开发的智慧为全人类分享，这有什么问题吗？”

　　威斯特校长的雄心，是“协助提高世界每个角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对麻省理工学院第136届毕业生的演讲中，他宣称要利用网络来对全世界的人们赋予知识的力量，以及让教育更为平民化，“这个计划奠基于两个同等重要的价值观：机会与开放。它们让我们的大学与国家强盛，也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安全与繁荣。”

　　对于这一点，来自川北小山村的何军深有感触。和中越混血儿林国伟一样，他们都是家中第一个享受高等教育的幸运儿。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因为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就算一个农村学生再用功再刻苦，他在起跑之前就已经输了一大截。即便他上了大学，但是大学又不是很好，这才是灾难的开始。”

　　这样的例子在他身边随处可见。一个父母双双下岗的大学生，毕业于青海一所不知名的高校，至今连份月薪800元的工作都没找到。“看，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何军总结说。

　　而开放式课程计划试图改变人们对教育的看法。其外联部主任约翰·帕兹说：“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家境如何，无论你是否贫困，开放式课程都将为你开启享受高等教育的途径。”

　　这也许是梦想照进现实，然而现实终归不像梦想那么美好。前文所述的那位博士生就认为，这项计划对自己的专业学习帮助并不大。因为美国大学注重课堂讨论，事先要求阅读大量的参考书目，而这些外文书籍在国内难以看到。

　　同时，在目前开放的课程中，只有26门课程提供视频材料，共计约1000小时。“我们希望制作更多视频材料，因为它们相当受使用者欢迎。”该计划执行主任马古利斯说，“但视频材料相当昂贵。”

　　目前，开放式课程计划主要依靠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资助，麻省理工学院也负担了少量经费。

　　对林国伟和何军这些普通人来说，享受优质教育的大门才刚刚打开。他俩均打算在三五年内出国深造，亲自体验“世界一流大学”。

　　高二时，何军在《读者》杂志上看到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的介绍，立刻就被吸引。如今，通过开放式课程计划，他称自己离梦想更近了。

　　林国伟则更加现实。他已经不会像父母一样做硬纸盒生意，而是考虑先找一家IT公司供职。穿着灰色T恤衫，站在拥挤阴暗的小屋里，他乐观地说：“到时候，我也会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