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延伸
本报讯记者姚芃一再令消费者震惊的洋品牌质量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洋品牌监管问题的反思。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人士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背后水很深。
近年来，浙江省工商局先后查处了雀巢奶粉、索尼数码相机、多种国际名牌服装、多个品牌手提电脑和进口保健食品的质量问题。执法人员这样总结，“对洋品牌几乎是一查一个准”。
跨国公司都有“政府情结”，在出现质量问题后，大多会以“影响地方投资环境”威胁相关部门。业内人士分析说，这反射出的是我们的“政绩情结”，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洋品牌大开绿灯给予超国民待遇，导致对洋品牌监管出现很大漏洞。
浙江省工商局执法人员指出，现实中不少部门和地方对待进出口商品“严以律己、宽以待洋”的问题十分严重。再加上缺少召回制度、法定检测少等明显的制度缺陷，使得有质量问题的洋品牌也敢于在中国“耍大牌”。
制图 李纪平
本报记者 姚芃
有调查显示，随着越来越多声名显赫的洋品牌被查出有质量问题，中国消费者“洋品牌就是好东西”的迷信逐渐被打破。
这其中，不能不提到敢于将洋品牌拉下“神坛”的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一年，浙江工商部门加强了对洋品牌的质量监管，将检测中存在质量问题的国外品牌商品公之于众，给消费者以充分的知情权。媒体将之称为“浙江工商现象”、“洋品牌质量监管风云”。
浙江省工商局也因此获得了今年“3·15特别贡献奖”的殊荣。
洋品牌质量问题频出，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市场监管，特别是对洋品牌监管问题的反思。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敢于向洋品牌“亮剑”的浙江省工商局。
对洋品牌几乎是一查一个准
“最近几年我们对洋品牌几乎是一查一个准，合格率很低。被查处的洋品牌往往是‘大品牌、高价位、低标准’。”浙江省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何晓明介绍说，2005年以来，他们先后查处了雀巢婴儿奶粉碘含量超标、索尼数码相机不合格、国际名牌服装质量不合格、东芝等4个品牌手提电脑质量不合格、进口皮鞋质量不合格等案件。最近又查出了进口保健食品质量近7成不合格。
“一再令消费者震惊的洋品牌质量事件并非偶然，其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发人深省。”浙江省工商局办公室主任陆建强对记者说，洋品牌监管，凸显了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上的诸多软肋和硬伤。
“政绩情结”给洋品牌隐性保护
据介绍，每当一个洋品牌被查出质量问题后，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启动危机公关。据何晓明介绍，那些跨国公司的代表来到浙江省工商局后，口气最硬、讲的最多的话是“你们这样搞会影响地方投资环境”。有的则具体描述起与政府领导会见的情形、公司是什么人物引进的、对中国作出了多少贡献，有的甚至用为政府部门或为社会提供某些便利、赞助等条件，试图换取浙江工商部门的沉默。
业内人士分析说，跨国公司的“政府情结”，反射出的是我们的“政绩情结”。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绩情结”，使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长期以来对洋品牌格外关照和优惠，无形中形成了对洋品牌的隐性保护机制。
何晓明说，通过查处洋品牌的执法实践，他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一些地方和部门针对洋品牌大开绿灯，“三年免检”、“五年免税”、“特别通道”等超国民待遇，使得一些洋品牌的产品生产、质量控制、市场销售几乎到了依靠企业自律的地步。被查出碘超标的雀巢奶粉恰恰就是免检产品。
双重标准：严以律己宽以待洋
“中国已经步入后WTO时代，但我们感到，我们对一体化的准备并不足。”浙江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一体化最基本的本质有两个方面：平等竞争和对等主张。平等竞争，即规制要平等，标准要平等，权益要平等；对等主张，即竞争手段要对等，主张权益的途径要对等，监管手段和监管力度也要对等。但是，现实中不少部门、不少地方对待进出口商品“严以律己、宽以待洋”的问题十分严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地方对我国出口到他国的商品按他国的标准严格把关，而对他国进口到我国的商品则“礼遇有加”。例如，某省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部门一年检测我出口商品的货值为27亿美元，检测进口商品的货值为1亿多美元。某省2006年检测进口食品1298批次，货值1亿多美元，检测出口食品4277批次，货值近17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数据说明，面对一体化条件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我们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这是在原来经济格局、思维轨迹上的一种惯性滑行。监管手段和监管力度不对等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无异于红绿灯失灵。
召回缺位与洋品牌耍大牌
陆建强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应该让所有商品接受一体的监督，让所有商家遵守一律的规则，让所有的消费者享有一体的权利。
然而，某些跨国公司却采用双重标准。雀巢面对奶粉碘超标事件坚持只换货不退货；索尼数码相机集体出现质量问题，惟独中国消费者不能享受召回……
为什么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如此怠慢？“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的空缺，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傲慢和异化，使其敢于屡闯红灯。”陆建强说。
“每当发现洋品牌质量问题时，消费者的主张都难以实现。”陆建强告诉记者，我们的追溯机制不健全，什么情况应召回，什么情况应赔偿，缺乏具体规定。有的虽能有局部突破，却往往是在媒体的口诛笔伐的推动下取得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些国际大牌公司在全球召回有缺陷产品时，惟独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外，理由是中国没有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现有的制度明显存在缺陷。”何晓明介绍说，我国对生产销售劣质商品的罚款额最高是全部货值的3倍，这对大公司而言“不痛不痒”。
据了解，我国个别地方颁布地方法规确立了产品召回制度，但地方法规位阶较低、适用范围有限，根本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产品召回问题。在民事赔偿不足且产品召回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如果制造商耍大牌，或处心积虑地与消费者和政府对着干，政府机关也很难有效地发挥市场管理者职能。
无标准导致被洋标准“绑架”
谈到监管洋品牌的困苦，浙江省工商局消保处人人都是一脸的无奈。
近年来，汽车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寻常百姓家。有关投诉统计显示，关乎生命的汽车投诉增幅排列第三位，其中关于质量问题的投诉占汽车投诉总量的68%，而配件问题最为突出。浙江省工商局一直想对进口汽车配件进行检测，但是，至今未能实现。
“汽车配件属于非通用型，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标准归不同的生产企业所有。例如，丰田的配件质量如何，需用丰田的标准进行检测。但是，企业的标准在企业手中，我们拿不到。于是，在诸如汽车配件等领域，我们的市场任由洋品牌横冲直撞，要对其质量进行监测，却遭遇没有标准的尴尬。”何晓明说。
有专家指出，加入WTO不仅是接受其规则的规制，同时还要与其规则对接。制度、规则、标准是监管的依据，也是监管的工具，而工具的缺失和功能、效用的模糊，无异于对监管者的“绑架”。
法定检测少监管漏洞大
根据消费者投诉，浙江省工商局对全省著名商场销售的品牌服装质量进行了专项抽检，结果表明，国际知名品牌6成不合格，大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质量和虚假含量问题。
采访中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一些跨国公司在自己的母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建立有就当地环境而言已经非常完备的质量监督检测体系，在我国市场上出现的某些问题在其母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就不会出现。显然，这些洋品牌没有把中国消费者放在眼里，也没把中国的监管机关放在眼里。
何晓明告诉记者，服装市场上的问题暴露出我国市场监管体系中一大硬伤：法定检测少。
他解释说，服装虽有了强制性安全标准，但不属于法定检测范畴，只是抽样检测。洋品牌服装只要提供产品合格证明、主体合法证明，单据齐全就齐了。而所谓证明，也只是对销售商索证、备案有意义。
编后
从查出的洋品牌质量问题案件中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我们应该把对洋品牌的仰视变成平视；应该把客体的优惠变成主体的平等。
对执法部门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把小监管变成大监管。要把影响大、覆盖面广、知名度高的商品列为监管重点，实现大视野、大范围、大权益的监管。在这方面，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部门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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